二、民歌的文化表征

　　民歌包含了劳动、求偶、婚丧、知识传递、宗教仪式、文化认同、情感达意等多种文化功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中提出了“观察社会行动的符号层面即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德、常识等，并不是逃脱现实生活的困境，而是投身于这些困境中去。”[11]强调符号作为人类认知事物的媒介，能够传达意义，代表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特点，这为解析中国民歌的文化表征提供了理论借鉴。

　　(一)音声符号：以节奏、韵律促动人

　　《乐记·乐本篇》有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13]指出乐由心生，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民歌的达情传意是对自然之声的模拟，自然之象的表达，自然之境的描述;也是民族的口述史，爱情婚姻的记录，人伦亲情的礼赞，日常生活的续写。譬如，作为山野劳作之歌的地方山歌，反映族群的生产性、本土性、方言性;山歌产生于辽阔宽广的大自然，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自由，艺术表现为直畅性的感情抒发、自由性的编唱形式、单纯性的形式手法，表现出劳动之美，引导劳动之精神与价值，成为物质文化上升为精神文化的载体与路径。

　　(二)交往符号：以倾诉、对话感染人

　　民歌作为一种最直接的交往符号，涵括亲情、爱情、友情、家国情怀等交往功能。著名汉学人类学家马歇尔·葛兰言在其《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以《诗经》为主要文献，探讨了中国上古时期的节庆特点，其中《国风》就是由民间情歌转化为官方教化的经典。节庆标志着社会生活的节律，两性交换是节庆能够包容对立与统一的根本原则。[14]这就体现了民歌的爱情交往符号。2018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用一首海南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的歌词问候各国与会来宾，将海南黎族的民歌推向世界，充分体现了以民歌为载体的国家交往符号。“信天游”“爬山调”“花儿”“山曲”等各地山歌，表现了直率、爽朗、真诚的生活性格，并成为爱情、亲情、友情的典型交往符号。

　　(三)祭愿符号：以角色、仪式祈愿人

　　中国的仪式体系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了生产、出生、时令、祭祖、天地、大典等多种仪式。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了经典的三维理论模式，即概念认知、音乐行为、音乐本体。[15]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16]在古代，礼乐之教应符合时令与节气，否则就如伤害世风，劳而无功。叶澜认为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前了不起的创造，二十四节气的自然律法成为自然四季律动变化规律的时间节点式系统表达。[17]而在所有民族的仪式活动中，婚、丧、嫁、娶是人生的重要节点，皆同愿不同形的习俗。譬如，土家族的哭嫁歌、各民族的哭丧歌等仪式中的歌曲、节气的歌曲通过仪式建立了族群对天地、对人、对事物的理解和美好祝愿，从而丰富了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辨别的渠道。

　　(四)精神符号：以意志、道德感召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道德起源的关键因素和基本前提，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伴随人类社会的开始而出现。道德产生于生产劳动与社会交往，调节劳动与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并对自身或他者行为做相应的道德评价。[18]譬如，劳动号子是百姓在劳作时候即兴传唱的古老民歌，通常是由起唱和接唱组成，长白山林区的劳动号子包括《抬木号子》《上跳号子》《捞木号子》《拽大绳》等，“哈腰就挂呗(领)，嘿(合);掌腰个起来，嘿;扳住小辫子，嘿;脚下要留神哪，嘿;躲树棵子那么，嘿;盯住脚步那么，嘿……”此类表达坚强意志和劳动合力的号子作为长白山伐木人的劳动歌曲由来已久。抬木头唱号子的人又称“号子头”， “号子头”在抬木头时要用一个木杠压在肩膀上，经过长期的挤压形成了一个大的“肉疙瘩”，故“号子头”又被称为“血蘑菇”，“血蘑菇”代表着成为真正木帮的标志，是木帮的精神领袖。在这里，劳动号子不仅是劳动行为的开始，更是劳动者的精神符号。

　　三、民歌的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