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牡丹亭》的成功在音乐社会学上有三点原因：

　　其一，社会确定的变化，有利于昆曲的发展。文化政策的松绑，让昆曲的创作与改良有了大量文人的参与。经过魏良辅等人的改革后，昆曲形成了婉转细腻的“水磨调”风格，这是一种含蓄、善于抒情、唱腔平缓、感情内敛于唱腔的风格，符合文人士大夫阶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正平和”的审美情趣。所以，昆曲成为“雅部”声腔的代表。

　　其二，音乐确定中的“情”，符合审美确定的需求。《牡丹亭》的剧本内容以爱情为主，是长久以来审美确定中所渴望的固定需要，且经过之前长时间压抑的审美确定，对于“情”的需求更加旺盛。同时对于久占文化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人们的审美确定中已有了一丝疲劳和反感。《牡丹亭》的故事取材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汤显祖将传统的男主角风流故事，变为男女同层次的爱情传说，赞颂人性和情爱的美好，这本质上是对程朱理学的一次反击。杜丽娘的形象，表现了程朱理学禁锢下社会隐藏的思想冲突。这也是当时社会确定中“情”与“理”的对立。在长久的压抑中，社会审美确定更倾向于冲破桎梏的美好爱情。

　　其三，社会音乐学多方面的优势促进昆曲《牡丹亭》的成功。社会音乐学中审美确定、社会确定、音乐确定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社会确定→审美确定→音乐确定(媒介与形式)→社会审美确定。每个步骤都成功，才能真正使一部优秀的音乐作品在社会文化上得以成功。昆曲《牡丹亭》的产生，得益于这四个环节的成功。

　　社会确定指的是社会的环境，明万历年间的戏曲环境已经较为宽松，有利于各种戏剧的蓬勃发展;审美确定指的是剧本的文化内涵与审美需求，《牡丹亭》的文化内涵正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审美需求之一。在音乐确定，也就是传播媒介与形式上，《牡丹亭》最初选择的是江西本地宜黄腔，但由于这一地方性声腔的局限性，它注定不能将《牡丹亭》推向全国，所以昆曲替代了宜黄腔。作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戏曲形式，昆曲在音乐确定环节与《牡丹亭》剧本完美结合，创造出了流传400多年的经典昆曲剧目。最后的社会审美确定环节是指社会固定的审美需求，也就是市场观众需求。昆曲在文人阶层的巨大影响，以及《牡丹亭》富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审美内涵，极大地满足了当时的社会审美需求。优雅的形式与超前的文化理念，触动了文人压抑已久的神经，让早已对陈旧的程朱理学审美观念感到厌倦的社会群体，找到了审美与心理的发泄点。

　　二、审美确定压制音乐确定——昆曲的没落

　　由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再到民国时期，再到解放时期，社会的变化影响了社会确定中审美需求的变化，然而昆曲的音乐确定却没有随着社会确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昆曲《牡丹亭》也随着时光荏苒而起伏。

　　昆曲的衰落，始于审美需求中的“花”“雅”之争，“花”指“花部”，意为贴近大众，比较通俗的唱腔;“雅”为“雅部”，指格调高雅、文化气息更重的唱腔。昆曲的衰落，开始于“雅部”戏曲的没落。昆曲作为“雅部”的代表，几百年来，其素雅的特点逐渐让大众产生审美疲劳。然而社会确定中对于“花部”的审美需求日益增长。乾隆年间的四大徽班进京，促进了以皮黄腔为基础的京剧的形成，京剧的“花部”特点，更符合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虽然昆曲《牡丹亭》的各折，如《惊梦》《寻梦》等还在上演，但早已不复当年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很多有识之士如蔡元培、吴梅等人认识到昆曲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希望唤醒大众来重新了解、接受昆曲。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人也参与到昆曲《牡丹亭》的演出之中，但是在社会确定和审美确定不可逆转、音乐确定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昆曲始终没能重现当年的辉煌。

　　三、社会审美需求的全球化——传统戏曲的困境

　　进入20世纪中后期，不仅昆曲，其他传统音乐的生存环境都受到了“文化全球一体化”的挑战。曾遂今先生在《音乐社会学的基本观念与学科认识》一文中提到，“音乐在社会中作横向运动的同时，正在加速地进行社会纵向运动，为此而形成一种如同矩形对角线式的综合运动。这种综合运动表现为一部分音乐的内容、形式、体裁、风格等多方面音乐形态在横向运动的量的积累中，拼命挤压历史的、民间的内容、形式、体裁和风格，最后形成‘地球村’音乐分配在质和量上的不平衡变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