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文体谱系里，由于民歌带有较强的民间色彩，所以长期被正统文人轻视和排斥，处于极为边缘的地位。对于民歌整理研究前代学者已做过大量工作，尤其到了清代，编辑民歌专集已蔚然成风。但中国民歌“浩如烟海，终身难望窥其涯岸”，所以中国古代民歌的整理研究任重而道远。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人雅士诗歌私情言说的缺席，中国古代民歌中却有着丰富多彩的“私情谱”。以“私情谱”文学为考，可以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下对中国古代民歌进行解注，发掘中国古代中下层社会民众的行为风尚、人性解放等文学主题，并以此进一步推动古代民歌整理与归档工作。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歌；私情谱文学；“私情言说”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历代民歌整理与研究”(09JZD20012)

　　作为民间文学一种重要的文体样式，中国古代民歌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意蕴。中国古代很多文体的名称与创作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先有创作之实，再有文体之名，中国古代民歌亦是如此，其文体名称远远滞后于创作实际，名实相应更为晚近。着名学者黄侃曾说：“详夫文体多名，难可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此唯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然后不为名实玄纽所惑，而收以简驭繁之功。”中国古代民歌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被冠以许多文体名称，如时调、俗曲、小曲、俚曲等。不可否认，这些名称的文体意义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但艺术实质则大致相同。朱自清认为民歌“似乎是英文folk-song或peoples song的译名。这两个名字的含义，与我们现在所用歌谣之称最相切合”。所谓“民”，即Frank Kidson在《英国民歌论》中所界定的“指不大受着文雅阶层的社会层而言”。尽管学界对广泛使用的民歌这个文体名称还有争议，但以此来指称中国古代民间广泛流行的民间歌谣，庶几可起到黄侃先生所说的“以简驭繁之功”。

　　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在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里，文体之间的确存在着尊卑等级之分。尽管“韵文之兴，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歌谣总是诗的前驱”，但由于其带有较强的民间色彩，所以长期被正统文人轻视和排斥，在文体等级秩序中处于极为边缘的地位。胡怀琛曾说：“在中国的旧文学界里，大家都不承认民歌有价值，不承认民歌是诗的一种，却不知他们所谓诗，都是从民歌里来的。”所谓“都不承认民歌有价值”，未免有些绝对。前代学者对民歌的价值也有所认识，曾经做过一定的搜集整理工作，如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明代冯梦龙《挂枝儿》《山歌》等。尤其是到了清代，编辑民歌专集已蔚然成风。刘复、李家瑞编写的《中国俗曲总目稿》所收俗曲达六千多种，皆为单刊小册，但郑振铎认为“还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郑振铎也曾“搜集各地单刊歌曲近一万二千余种，也仅仅只是一斑”，因此他不禁感慨道，“诚然是浩如烟海，终身难望窥其涯岸”。可见，中国古代民歌的整理和研究尚有许多亟待深化与拓展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在一切民族的歌谣里，在数量上占最多的歌谣是关于爱情的歌谣。它们的题目永远是一样的，但是色调上的变化却是难以数计。”中国古代民歌中也有着丰富多彩的私情言说，即冯梦龙在《山歌》序中所说的“私情谱”。因此，本文就以“私情谱”文学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心，力求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下对中国古代民歌进行探讨。

　　一、古代文人雅士诗歌中“私情言说”的缺席

　　霭理士认为：“恋爱这个现象，若当作性关系的精神的方面看，实际上等于生命，就是生命，至少是生命的姿态，要是没有了它，至少就我们目前的立场说，生命就要销歇。”爱情同亲情、友情一样，都是走向完善人格、丰富灵魂的人生实践。但是“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诗歌园地中，相对于友情诗的众多爱情诗却是极为贫乏的。不同于友情诗多用第一人称、主体化的手法，爱情诗则以第三人称、客体化的作品居多。爱情诗之所以多采取这种手法，是“因为爱情与私情是在与作者的情感完全分离的层次上被抒写出来”，“不管它表现男女之情如何缠绵悱恻，就几乎不意味着埋没作者的士人的主体性”。这也反映了作者潜在的男权心理，即在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他们并没有将爱恋的女性视为同等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