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音乐基础教育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但新中国建立后才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中国音乐教育正面临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而此时回首曾经走过的探索与改革之路，仍有诸多值得细细品味与反思之处。

　　建国后，中国的音乐教育研究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 年一1978 年为第一个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二个阶段。尽管在第一个阶段中已有不少学术研究成果，但音乐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却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

　　1949 年一1978 年:探索酝酿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于1950 年8 月颁布了《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定》，其中规定中等师范学校必须开设小学教材教法课程。1952 年3 月，在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一一(草案)、《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以及《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中，音乐被列为中小学必修科目，被视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中审美教育的个组成部分。同年7 月和11 月，教育部分别颁发《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以及《高等师范学校本科音乐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范音乐教育开始了有计划、有规模的中小学音乐师资培养。

　　与此同时，为创建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决定建立新的音乐学院。1951 年1 月，文化部成立艺术教育组。翌年，教育部和文化部联合做出《关于整顿和改造全国艺术教育的决定》，明确中央音乐学院(包括华东分院)的任务。从当时的文献记载可知，建国后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由于建国初期我国的音乐教育是与加强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总体方针相吻合的，因此当时音乐教育的方向是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重视政治教育、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当时有其时代的合理因素，但由此带来的忽视学校音乐教育的一些负面影响，却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1966 年至1976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国家政治上处于极“左”的错误路线制约之下，学校音乐教育在“唱一支歌等于上一堂政治课”的思想支配下，音乐教师只能教唱有限的歌曲。音乐课外活动也只能是革命文艺宣传队和演出“样板戏”片断之类。有关音乐教育的各类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从上述梳理可以察见，从1949 年至1978 年，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有所确立并得到一定发展，但学校音乐教育尚处于一种非正常的调整和摸索前进的状态。

　　1978 年至今:兴起发展期

　　1978 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教育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活跃气氛。这种局面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 986 年，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指出“我们不但要建立自己的教育学，还要建立自己的学科教育学。”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教材教法研究”更名为“学科教学论”。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音乐教育研究开始了从“音乐教学法”向“音乐教育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先后有廖家桦的“加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没”、王岳川的“走向未来的审美教育学”、万庆华的“国外音乐教育学研究简介”以及曹理的“音乐教育学构想”等文开始探讨建立音乐教育学的重要意义、学科界定以及对建立我国音乐教育学框架结构的粗略设想。

　　1986 年3 月，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委员会成立。同年12 月，由音教委发起，并与国家教委联合举办了“首届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中国音协中国教育学会高校音乐教育学会(1986 年)、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研究会(1 987 年后改名为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1990 年)等音乐教育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这些学会的成立以及各类音乐教育学术活动的开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也极大地推动了音乐教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此外，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中心组织的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课题《学校艺术教育法规建设的研究》(1987-1990)；“八五”课题《学校艺术教育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991-1995)；“九五”课题《学校艺术教育实践研究》(1 996-2000)；“十五”课题《民族文化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研究》(2001－2005)等重大艺术教育科研课题的展开及其成果，对音乐教育学科的建设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这些国家课题以外，从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以来，关于本学科的建设还有大量国外的着作及文献引进:李妲娜主编的《世界音乐教育集萃》；杨立梅编着的《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音乐基础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奥尔夫、古尼尔特着，廖乃雄译的《为儿童的音乐――奥尔夫“学校音乐教材”精选》(2004 年)；埃里奥特着，齐雪、赖达富译的《关注音乐实践》等。此外，一些国内学者所着的有关音乐教育学的专着和教材相继出版。比如，马东风着的《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曹理着的《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谢嘉幸、郁文武编着的《音乐教育与教学法》，姚思源着的《论音乐教育》等。

　　步入21 世纪，我国的音乐教育更加活跃。2003 年由杨瑞敏、杜晓十负责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音乐教师培养国际比较研究》正式启动，此后一年里，音乐教师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的活动广泛开展起来；2004 年8 月中国教育学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与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在大连联合主办了“全国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研讨会”；2004 年11 月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2009 年6 月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第七届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讨会”；2009 年8 月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第29 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学术骨干培训’暨‘全国音乐教育课程培训’研讨会”等。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也在不断更新的音乐教育观念中建立和发展。从政治教育转向人文教育，从学科知识技能教育转向重视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教育，从忽视个体转向重视学生个性及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文、审美和技术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进入新世纪:领域更宽广

　　伴随教育改革的步伐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也随之而逐渐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尤其是随着《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实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等文件的颁布，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的改革实践也由此开启了新的时代篇章。

　　反思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尤其是以音乐教育学的学科视角来审视，不难看出世纪之交的音乐课程改革是以社会发展需求来提出的改革。不容否认的是，我国当代的学校音乐教育改革，突出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个体发展系统的注入，审美教育也是因此获得实际的支撑。然而，如果因此而忽视了音乐学科系统、学科教育的存在，审美教育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另外，如果过分强调“学科为本”，强调学科体系的严谨性，而忽略了灵动的生命主体性，则又会使事物发展到另一极端方面。再者，如果仅将音乐学科等同于感官艺术，而忽视其间蕴涵人类文化的巨大情感空间以及丰富多彩的各种特定民族文化、历史时代精神，忽视音乐总是与其他相关艺术文化活动综合发生作用的事实，则亦会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因此，当代中国音乐教育不仅要强调“以人为本”，还要倡导“以音乐为本”、“以文化为本”。

　　在崇尚西方音乐仍盛的今天，音乐教育领域的“崇西”现象仍普遍存在。毫无疑问，以开放心态认真学习包含西方在内的所有人类优秀音乐文化传统是必要的，但如果并不是脚踏实地从自身的实践出发，而是仅就西方某些国家的音乐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亦步亦趋，则大缪矣。当今的中国音乐教育，应加强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教育，并对世界各国的多民族音乐加以引荐。今天我们学习西方，和100 年前学习西方，应该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已经开始在寻求这种中外、古今音乐教育资源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比例的平衡。在北京、上海、江苏、甘肃、黑龙江等地的中小学课程中已经增设“京剧进课堂”，一些音乐院校中也开始开设“世界音乐”“亚洲音乐”课程等。这些课程改革与探索，恰恰反映了当代中国音乐教育正逐渐拓宽视野、拓展思路。

　　目前我国的音乐教育制度下，已经不存在任何一所不办音乐教育专业的音乐学院，大多数师范院校和普通大学也纷纷办起了音乐艺术学院。然而，由于以往对专业音乐教育与普通音乐教育的割裂，造成了专业音乐院校很少关注自身的音乐教育研究。在我国当代音乐教育研究中，有关专业音乐教育的专着仍非常少。应当说，和大量的学校音乐教育研究所产生的大量成果相比，当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研究的这些成果贝略显单薄了。我国当代专业音乐教育研究的这种缺失，有待更多专业音乐工作者的投入其中。

　　音乐教育学科领域是非常广阔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广泛，音乐教育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在日益发展。仅就国际音乐教育学会而言，目前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有7 个委员会: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委员会，专业音乐家教育委员会，研究委员会，特殊音乐教育、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委员会，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委员会，社区音乐活动委员会，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音乐政策委员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音乐教育所需研究的领域是多么宽广。而相比当前国际音乐教育所涉猎的诸多领域，我国的一些研究尚处于前进摸索的阶段，其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入。

　　综观新中国音乐教育的60 年，其间曾经历了艰难与崎岖中摸索前进的阶段，也曾经历了在改革春风中腾飞前进的阶段。在当今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我们有理由相信，21 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将会有更广阔和多元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