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16页。一位7世纪的编年史家记录下的一位蛮族国王的母亲规劝儿子的话，让我们想起7个世纪之后成吉思汗在征服欧亚大陆时发出的豪言壮语：“如果你想建功立业、树立威名，你就得摧毁他人所建立的一切，杀尽你所征服的人。你之所建若不能胜于先辈，那么你也就没有足以树立威名之功业。”(前揭，17页。)

　　[78] 麦克吉佛特：《优西比乌：生平、作品及声誉》，林中泽、龚伟英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97页。

　　[79] 参见：麦克吉佛特：《优西比乌：生平、作品及声誉》，51页

　　[80] 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116页。

　　[81] 例如波伊提乌斯这位“最后的罗马人”和“黑暗时期”最博学的全才，在后来的哲学史家看来：“他决不是专门的哲学家，而是像西塞罗或普鲁塔克一样，是对哲学感兴趣的外行。”(爱德华·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28页)

　　[82] R.R. Bolga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and its Beneficiaries, Cambridge, 1954, 转引自：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118页。

　　[83] 转引自：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118页。

　　[84] 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1页。

　　[85]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116页。

　　[86]《哲学的慰藉》从文体和风格的角度，可以看成是柏拉图式的将诗歌制作文本化的哲人思想传统在古代拉丁西方的最后一部作品(参见：克里：“如何阅读《哲学的慰藉》”，邱立波译，见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下]，华夏出版社，303-358页)，其中古典的成分远胜过基督教的成分(当然完全没有蛮族的因素)，这是其与具有“逆向轴心突破”背景的三种成分混合——而且总是后两种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早期中世纪文学的本质差异。

　　[87]参见：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中世纪史》(第一卷)，朱永庆等译，三联书店，1957年，76页。

　　[88]参见：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徐家玲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8页。

　　[89]参见：德尼兹·加亚尔等：《欧洲史》，蔡鸿滨、桂裕芳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163页;艾琳·帕瓦：《中世纪的人们》，苏圣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11-13页。

　　[90]转引自：亨利·奥斯本·泰勒：《中世纪的思维：思想情感发展史》(第一卷)，赵立行、周光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811页。

　　[91] 有关卡洛林时代从天主教仪式中衍生的“附加性”文本和音乐实践，详后文。

　　[92]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系统在“轴心突破”后的主流——儒学本身对于个人心灵与终极关怀等问题是比较淡漠的，先秦儒家出现了通过自我修为和反省代替宗教与上天沟通的倾向(所谓“仁形于内”和“养浩然真气”，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169-185)，这种观念虽然很“现代”，但在前工业时代的技术背景下并不能深入人心(甚至不能完全深入每一位知识阶层)。两汉之际，尽管“天人合一”的学说被用于国家治理;人死为鬼的原始信仰仍然为许多读书人所承认。魏晋时期在中国大流行的佛教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文化所缺乏的这一人类精神需求的渴望。原始佛学本身是印度“轴心突破”的产物，更接近哲学思想，而非“轴心突破”前的神王式宗教(这可以大致被视为中土儒学和道教的合体，或者欧洲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合体)。佛学的许多哲理内容是华夏固有思想所没有的(所以易于被士人吸收);但佛教的戒律在道德习俗层面与儒家、在宗教信仰层面与道教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冲突，最终被华化了。作为宗教仪式的佛教在隋唐之际被纳入到国家祭祀体系中，作为儒道的补充而存在;作为哲学思想的佛学则在宋元之际被新儒学全面吸收。从汉魏至隋唐儒学知识系统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吸收佛教思想的过程。而这种个体性的对于永生的终极追求，在中世纪西欧仍然来自于基督教信仰。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僚儒生、道家方士和佛教哲学家三者的社会功能在中世纪西欧都汇聚到了天主教教士身上。

　　[93] 而且，古希腊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之间在中世纪西欧的矛盾与对立，并不是理性主义哲学和天启宗教之间的固有差异造成的，我们可以举出罗马帝国崩溃前的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理论家、拜占庭帝国的古典学者和阿拉伯帝国全盛时期的伊斯兰学者为反例;而在古印度，哲学更是完全支配了宗教的形式(佛教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无神论的唯心主义)。即便在西欧，从12世纪开始，伴随古典学术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受到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的影响)，这两种观念也开始趋于调和，并最终形成了“经院哲学”这一理性化的神学体系。这种矛盾与对立更多是哲学与巫术、知识阶层与祭司神王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但在中世纪天主教教士身上，这两种因素却被完美地综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