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刘明翰：《罗马教皇列传》，人民出版社，2013年，16页。

　　[95] 基佐：《欧洲文明史》，42页。我们不应忘记：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称这些印第安人为“高贵的野蛮人”(Les sauvages nobles);而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在谈及他们的祖先时，极力称颂这些日耳曼人的“节俭”、“纯朴”和“忠诚”。这种对于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蒙昧时代的向往和美化，在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哥特式”艺术和种族主义狂热中趋于巅峰(瓦格纳的戏剧与艺术观念是其代表)，并且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上半叶以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反犹主义为标榜的第三帝国的话语建构。

　　[96] 参见：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一卷)，沅芷、伊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178-192页。

　　[97] 基佐：《欧洲文明史》，104页。

　　[98] 兰克：《历史上的时代》，37页。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传教士又将这种方式在美洲的土著身上复制了一次，基督教的观念开始和这里的巫术仪式结合在一起，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王志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50-451页)。

　　[99] 马克·布洛赫在研究诺曼人的基督教化时，特别指出：“在封建时代的西欧各民族中，基督教神秘仪式中所表现的热诚信仰，与人民对暴力和抢劫的爱好，乃知对战争的最为自觉的颂扬，显然可以毫无苦难地调和在一起。”(《封建社会》【上卷】，87页)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最为直观的艺术呈现，是法兰克人的说唱史诗《罗兰之歌》(参见杨宪益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100] 巫术与欧洲文明特殊而密切的关系的另一个例证是：在近代早期，当“科学”这一西方现代文明的标志产生之际，中世纪知识阶层们独有的“巫术实践”竟然也发挥了助产士的作用。诚如意大利历史学家欧金尼奥·加林所言：

　　当哲学的历史学家们从危险的启蒙运动遗产中解放出来以后，便学会了在现实意义上充分估价中世纪医学—巫术、占星术、炼金术的巨大创造性。我相信，这使我们明白是生活的需要，让人们根据人的愿望，把对事物本性的深刻认识，同对它们的改造结合起来：让理论和实践、科学和技术，不断地会集在一起。抓住一个现存事物的秩序，但目的是为了改变它。【……】总之，事物的可塑性，人可以统治事物、改造事物的思想，用语言来劝说和教育上天和其他因素的妖术，在无数的著作中蜿蜒曲折地表现着。这里存在着一个模式的内在断裂，它肯定已超越符号的范围，而暗藏着一个重要的直觉。【……】“科学总是前进，绝不会后退;总是升高，绝不会衰落;总是揭示，绝不会隐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写在一本巫术手册的前面的，人们通过这样的手册，研究宇宙的“美德”，相信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那里有各种各样劝说、控制、征服和改变宇宙特质的办法。植物、石头、野兽和星星都进入人的谈话内容，人了解了它们的结构，它们的可塑性的秘密之后，就可以改变它们。这种知识的目的在于行动;这是一种积极的知识，因为它在有形王国的范围之内，有勇气去探索它们的不确定的性质。巫术，或者说实验的科学，经常与魔鬼沾边，就并非偶然;魔鬼和撒旦都企图改变形式，制造出怪异的东西。而巫师，在这一点上他就是让形式消失和再生，认识无所不在的深层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存在于他身上，这样就为行动的无限可能性开辟了道路，他不是接受沉思，而是参与到行动中去。(《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李玉成、李进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23-26页。)

　　[101] 参见：比德《英吉利教会史》“英译本序言”，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102]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99页。

　　[103] 前揭，107页。

　　[104] 前揭，153页。

　　[105] 前揭，265页。

　　[106] 同前引。

　　[107] 前揭，285页。

　　[108] 前揭，287页。

　　[109] 据《英吉利教会史》的英译者注：“我们只从比德这里了解到这个故事及凯德蒙(Caedmon)这个名字。传给我们的大量的诗歌都注明是他创作的，但是，现代评论认为它们并非出自一人的手笔。”(前揭，285页脚注1。)

　　[110] 在比德的著作中，还提到一个“文本化”的诗歌例证，这是古典文学修养极高的教士写的一首赞美贞洁的拉丁文格律的挽诗: “我们沿用了《圣经》里的习惯写法，在这部历史中，插进了不少大家所熟知的带有韵律和节的诗歌”(也即是“用典”)。这首雅驯之作显然是一首“创作的”文本，是不依赖音乐独立存在的(比德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高级教士去世后门人所拟的墓志铭，也属这种类型)，它的语言风格让人想起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藉》中的韵文，仿佛是古代拉丁作家的流风馀韵(见：比德，1991，270-275页)。但“在12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这种不与曲调(或仪式)共生的、完全以独立完整的文本形式出现的诗歌似乎不是教会人士文学实践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