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现代译谱及歌词汉译见于： W. Apel & A.T. Davison(ed.): A History Anthology of Mus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3;尤德金：《欧洲中世纪音乐》，239-240页。

　　[112] LU(English edition), 1961, p.25，现代译谱引自：W. Apel & A.T. Davison(ed.), 1950,p.13

　　[113] 除去这个出自提奥图洛之手的比较著名的例证外，普罗苏拉式附加填词和处理词曲关系的手法是极为丰富和变化多端的，尤其是因歌词文本的变化导致原来素歌曲调的调整，充分体现了教士音乐实践的特性。参见：Richard Hoppin: Medieval Music, Norton,1978, pp.149-152;尤德金：《欧洲中世纪音乐》，240-242页。

　　[114] 有关卡洛林时期附加性乐曲中所包含的体现“逆向轴心突破”特质的人类学意涵，请参见笔者对于提奥图洛的同时代人诺特克·巴布鲁斯的继叙咏《一架梯子搭上天空》的分析，见：伍维曦：“卡洛林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文人音乐’的渊源：兼及中世纪音乐史 的性质”，《音乐探索》2017年1期。

　　[115]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汉末至隋唐的四百年间，就社会动荡和政治分裂、外族与外来宗教的入侵、城市的衰败和经济水平的下降(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等方面，都与西欧中世纪十分相似，但唯独从汉代出现的文本化文学创作方式与文学家的自我意识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在此期间有了长足的发展。正是从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中国古典文学拜托了对经学的依赖，出现了独立的文艺理论著作，南朝的文艺理论和宫廷文学都极其发达，经过汉魏六朝的文学实践，文学文本的写作已经成为士人社会身份建构和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其后的隋唐两代以诗赋科举取士，文学才华更成为寒门庶族致身通现的重要手段)。可以说，社会动乱丝毫没有影响到“轴心突破”之后中国文化在质与量上的进步，从士人中出现了一个有着明确自我意识的“文人”群体。而中世纪初期由于文明的退化，本来在古典时期已经出现的“文人”阶层却消失了，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实践不仅不能在知识阶层的思想文化创造中拥有独立的地位，就连知识阶层的活动也倾向于“轴心突破”之前的神王祭司，一旦脱离了具有通灵性质的宗教仪式和各种“怪力乱神”，天主教教士的社会领袖地位就不复存在。本来与知识阶层的智力活动无关的各种宗教仪式及其音乐实践却成为其进行古代学术思想的传述和各种精神产品创造的前提。

　　[116] 在较为“正常的”没有出现“逆向轴心突破”的文化系统中，以一般大众为服务对象的宗教祭祀和民间崇拜在“前现代”社会仍然是十分普遍的(例如20世纪之前的中国和19世纪之前的已经历“二次超越”后的欧洲)，但从事这种仪式活动的人通常与知识阶层保持着一定距离(如中国古代的道士和地位较低的佛教僧侣——而较高级的佛教哲学家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诗僧”尚不在此列;欧洲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日渐与新兴的知识分子相分离的专业神职人员)。

　　[117] 拉丁文的书写体系和文本制作在中世纪继续发展着，在卡洛林时代，修道院成为文本制作、抄写、传播的主要中心(修道士中涌现出了大量熟练的书手，并且发明了小写字母)。12世纪之后，随着造纸术的传入和拜占庭-阿拉伯保存的古代遗产的回流，教士的文化水平有了巨大提升;中世纪大学和哥特式艺术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历史学家们普遍将“12世纪文艺复兴”作为中世纪精神文化与智力活动的高峰。

　　[118] 书写作为一种制作文本的实用技能在中国最终发展成为士人的一种专属艺术，与中世纪天主教士将仪式音乐实践中的技能最终发展为多声部作曲艺术，实在有许多相近之处。而且二者均为各自的文化语境中所独有的现象，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而书法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的形成与中国古典诗体(五言诗)的产生和古琴作为士人艺术的出现均是在汉末-魏晋-南朝的世家大族的手中，从某种意义上，是汉魏六朝贵族化的士族不再像两汉士人那样专注于经学，而通过学术研究的衍生物(这三种艺术均与士人的文本制作有密切的关系)来确立自身社会身份的一种表现。

　　[119] 从西方记谱法的发展来看，乐谱完全是在教会音乐实践中教士的发明，与民间世俗音乐毫无关联，从卡洛林文艺复兴时期(9世纪)的音乐理论文献中就开始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具有记谱意义的符号，而乐谱从11世纪开始被广泛用于实践性圣咏曲集的抄写。而在古代中国，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集》在文学史和音乐史上是相当奇特的孤例;而且它的存世，可能暗示着其制作者的士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与淡漠，因而不具有典型性。中国古代的各种记谱，除了古琴谱外，无一是由士人阶层发明的，也从来没有成为精确记写音响的表记系统，更没有成为像文字那样指导音乐制作的逻辑形式。在从《汉书》至《清史稿》的历代正史“乐志”中，没有出现一个乐谱记号。

　　[120] 在中世纪之后的西方历史上，两种实践关系最密切的时代(甚至有再度结合的倾向)恰恰是在精神气质上与中世纪最接近的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浪漫主义的精神之父，正是启蒙思想家中最具有“反启蒙”倾向、强烈质疑文明与进步之正当性的让-雅克·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