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价值观培养对众多学校而言都是一个难题。要想成功地培养价值观，就必须在社会的共同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如尊重、同情和容忍，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妥协的价值观念；同时还要赞赏社会的多样性以及认可多样性所产生的多种价值。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偏离太远都是有风险的：强制推进价值的人为统一不利于培养人们认可不同观点的能力，过分强调多样性又会导致文化相对主义进而质疑任何核心价值的合法性。这种平衡，对于课程决策来说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在课程决策的讨论中回避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在未加思索、没有足够支持的情况下，给教师肩上添加额外的难题。

　　如果教育只局限于学术知识的传播，那么在与电脑的竞争中教育很有可能将人类置于劣势。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核心的人性特质，进而让教育领先于技术和社会发展。教育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涉及人类知识和学习的；应该是美丽的，涉及创造力、审美和设计的；应该是向善的，涉及道德和伦理的；应该是公正而有序的，涉及政治和公民生活的；也应该是可持续的，涉及自然和身体健康。

　　新加坡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把价值观明确地放在课程框架中心的国家。新加坡把学校教育的重点放在尊重、负责、抗逆、诚信、关爱与和谐这些价值观上。这些价值观旨在塑造学生的品德素质，如自我和社会意识、关系管理、自我管理和负责任的决策。事实上，新加坡的这个框架将品格特质表述为“价值观行动”。总的来说，新加坡的课程框架旨在培养自信的人、自主的学习者、关心的公民和积极的贡献者。新加坡的学校使用该框架来设计课程和课程计划，从而帮助学生培养必要的素养。此外，每个学生都需要参与“价值观行动”计划，以养成一种社会责任感。然而，即使在新加坡，这仍然是一种期望，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部分地反映了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

　　三、让学习成为指南针

　　素养培育的能力本身是通过采用有序的反思、预判和行动而习得的。反思性实践是一种在决策、选择和行动时采取批判态度的能力，放下自己的已知或假定，从其他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物。预判需要调动认知能力(如分析或批判性思维)，来预测未来可能需要什么，或今天采取的行动如何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反思性实践和预判都促使人们积极采取行动并承担责任，相信所有人都有能力塑造和改变事态的发展。这是一个模型，它说明了能动性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提出，通过预判、行动和反思，我们就能集合各种素养，敏锐、敏感且负责任地融入整个世界。这意味着为了培养使我们融入世界的各种具有内在关联的素养，我们需要通过反思性实践、预判和行动过程，来调动各种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

　　四、课程设计的原则

　　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在通往变革的道路上，似乎总有强大的拦路虎阵营：父母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考试会不及格，不轻信任何承诺“学得少，考得好”的方法；教师和工会可能会担心，如果把社会交往和情感教育也纳入教师工作，那么对教师的评估标准可能就不只是看他们教了什么，还要看他们的为人处世了；学校管理和决策者则担心，他们会失去管理学校和学校系统的各种熟知的手段，因为成功的标准从易于量化的知识内容，变成了对学生内在素质的信任，而这些素质可能到学生毕业时，也不会完全表现出来。对于这些问题，要交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就需要采用新方法来设计现代课程。

　　许多国家对此已纷纷作出回应，即在不太难的前提下增加更多的科目领域，以回应日益丰富的知识与有限的学习时间。但是，这往往会导致课程负担过重，并造成“泛而不精”的学习体系。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显示，在多个国家，学习时间与学习成果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而一些国家以跨学科方法为名，希望在传统课程领域整合新项目、课题和主题，以拓宽学习体验。不过，也有一些其他国家减少了学习资料的数量，从而为深度学习提供更多的空间。　　

　　我们需要的是，在“协商的”和“专设的”课程之间，必须保持谨慎的平衡。公众的信任和专家的参与不仅是为了实现课程开发过程中的包容性，而且也体现了课程和教学系统的质量和学习成果的社会价值。但找到合适的平衡并非易事。举例来说，当今世界充斥着各种技术，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现今的学生是否应学习编程。尽管我在全球各地学校里看到很多有趣的案例，但我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其风险在于，如果这么做，我们就会再次教学生，用今天的技术来解决明天的问题，更何况这些技术在他们毕业时，可能早已过时。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更深刻地理解和融会贯通数字化社会的基本概念，而非迷失于当今五花八门的数字工具。

　　课程设计的原则对解决负担过重、时间滞后问题都很重要。这些原则还能确保课程的变革使所有学生、而不仅是少数人获益。另外，变革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更广泛的整体学习体验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至少需要考虑以下相关设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