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剧在云南民间广泛流行，拥有众多玩友、票友。不少文人学士也是滇剧爱好者，由于他们的参与，对滇剧剧本的创作、加工，声腔和表演艺术的提高、改进起了很大的作用。云南原住居民人数最多的白族和彝族，有本主和土主崇拜习俗，各村寨都有本主庙或土主庙，庙内均有戏台。每年春节以后至农历三月农事轻闲，便成了庙会的集中时期，几乎村村都要轮流唱戏，各戏班都生意兴隆。但是唱戏的演员更多的还是普通群众中的业余爱好者，开戏之前数周都要先请戏师傅到村中教戏。一过春节，便开始了各戏班的演出旺季，那些能教戏的主要演员更是特别奔忙。

剑川文人赵师程（赵藩之父）有《社戏曲》一诗对春社演乡戏有形象生动的描述：“南村北村同赛神，大男中男粉墨新。大男昂长扮项羽，中男学扮虞美人。下台不除紫巾岸，收场不洗翠眉频。但逢相识拉拉次，肥肉大酒欢良辰。明年多收十斗麦，为君再把粉墨匀。”由此可见滇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云南许多地方都有群众性自发组织的乡戏班，平时常有数人相聚，拉起二胡、打开锣鼓清唱的“打围鼓”活动，茶馆是开展这一活动的主要地点。此风在城镇尤盛，昆明等地的茶馆几乎终年锣鼓声不断。

一些滇剧特有的剧目在艺术上有浓郁的云南地方色彩，在内容上也强烈地反映云南的社会状况。1884年中法战争，帝国主义侵略的触角已直接伸向云南，全省民众群情激昂，护路、护矿，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逢勃开展，继之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亦得到云南志士的积极响应，滇剧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手段。为适应民主革命形成的发展，便产生了滇剧改良活动，一批反映云南历史和现实题材的剧目出现，深受欢迎。

滇剧自出现之日起就是大众型、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大理、玉溪的群众一直都很喜爱这种剧种，但相对于花灯来说，滇剧要求更高，更城市化，表演更难，对剧本的要求也更高。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非常有名的剧目，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编排，但编排好后被束之高阁。比如1999年，《赵京娘与赵匡胤》在北京演出引起了轰动，演出结束后演员被围住要求签名合影。演员冯咏梅更是获得我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但《赵京娘与赵匡胤》自上京演出回来就没有在玉溪公开演出过。优秀的节目难与观众见面，一则是观众的兴趣问题，另一则可能就是剧目与观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不管从表现形式上还是剧目取材上都不能适应观众多方面的要求。在记者采访省滇剧院的青年演员王树萍、周霞（此次滇剧花灯艺术周中展演的滇剧《童心劫》里两位女主角）时，两位演员也表示，放下滇剧高雅的架子，加入群众更感兴趣的东西，从群众的角度来编写剧本，改变传统的冗长的演绎手法，真正走到群众中间，对于观众与滇剧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也可能使滇剧更好地被观众和市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