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神道设教中的礼乐
伍维曦
内容提要 道教起于东汉，兴于六朝，盛于隋唐。唐帝自诩为老子后裔，极力奉道，道教之宫廷色彩至为浓厚，道教科仪与宫廷礼乐仪初露融合之端倪 。玄宗时，“又命有司定玄元庙告享所奏乐，……遂使雅乐和道乐进一步融合。”[1]此种趋势在北宋真宗时发展至极至，真宗借神道设教，大兴符 ，详定仪注。 宫悬管乐，皆施于宫观；神仙道术，咸荐之宗庙。 本为儒家专利之礼乐，于此仙风弥漫，宫廷雅乐，几为降神体真之道乐，自天子至士庶莫不赞成之，聿成一代旷典。 儒道源既殊分，理实难同，若无特殊之背景难以融合，真宗崇道之礼乐 ，不啻道教音乐史上极为有趣的事件，本文于此略作检讨。
关键词：宋真宗 神道设教 天书 圣祖 礼乐
一 宋初道教与真宗佞道
宋初，海内 安，文教用兴，于道教亦多留意。太祖即位之初，即修建隆，太清二观，开宝四年（971），又诏“前代祠宇各兴重修”。[2]太宗重道，建上清太平宫，屋宇壮丽，穷于当时；又敕编《道藏》，颁行郡国。道士中如陈抟，张守真辈，以天子师友，定策勋臣喧赫一时。此为真宗一朝崇道之先声。
真宗赵恒，初亦有志于边略，然屡遭挫败。澶渊盟后，深以为耻，遂移志于内，欲以“神道设教，以驯天下强梗”，[3]即以道教为工具，挽回声誉，掩饰危机。于是趁辽夏通好，天下无事之际,“封泰山，祀汾阴，天书，圣祖崇奉叠兴，专置详定所，命执政、翰林、礼官参领之，寻改为礼仪院，仍岁增修，纤维委屈，缘情称宜，盖一时弥文之制也”。[4]真宗欲将祭祀皇天后土之儒家礼仪与崇拜道教神明相结合，乃设礼院收掌其事，专力将礼乐用之于新创之道教仪式，也包含将宫悬鼓吹转化为祭祀玉皇圣祖之特殊“道乐”，此于音乐史上亦为不大不小之创举。
终真宗之世，崇道之举无算，而其中心环节为“天书下降”与“圣祖奉迎”，礼乐制作，宫观兴建亦以此二事为主。前者系翻新两汉以来图谶受命传统，后者乃为巩固皇统而行之造神运动，对道教发展亦有一定影响。现将二事本末略述于下。
天书之事，起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谓辅臣，云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有神人来告“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健黄 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5]又云十二月朔，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宰相执政皆称贺。真宗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内侍取之下。宰相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其文曰“赵受命，兴于宋， 付于恒，居其器， 守于正 ，世七百，九九定，”[6]词类《尚书洪范》及《道德经》。四月，天书再降内中功德阁。六月，又降于泰山 。九月，告太庙 ，奉安天书朝元殿。冬十月，车驾往泰山封禅，奉天书先道。大中祥符二年（1009），制《天书仪仗图》。四年（1011），祭祀汾阴，又奉天书前往 ，八月，刻御制《大中祥符颂》于左承天祥符门，诏以天书再降日为天贶节。六年（1013），幸毫州太清宫，奉天书以行。七年（1014），天书刻玉于朝元殿。天禧元年正月，诏行宣读天书之礼，宰相读天书于天安殿，帝作《钦承宝训述》示群臣。
李唐以道教教主李耳苗裔自居，借崇道抬高自身，真宗不能改姓，遂编造道教神明作祖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帝语辅臣，言梦天降神人传玉帝之命云“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 ”。[7]即于延恩殿设道场，目睹天尊降临，称“赵氏始祖，奉玉帝命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经百年，皇帝善为抚育沧生，无怠前志。”[8]乃招辅臣至延恩殿 ，历观临降之所 ，布告天下 ，命丁谓，李宗谔，陈彭年与礼官修崇奉仪注。闰十月，上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宝生天尊大帝”，讳“玄朗”，又上圣祖母懿号曰“元天大圣后”，并加太庙六室尊谥，遣官就南郊设昊天及四位告之。 同年，又建景灵宫以奉圣祖，御制配享乐章并二舞，规格与太庙殆同。 大中祥符六年，铸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像，奉安于玉清宫，并遣使告诸陵。七年，又专置景灵宫使，以宰相向敏中为之。
真宗为配合天书，圣祖之崇兴，又大肆尊崇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老子在唐代即受到推崇，真宗屡诣太清宫，是为借唐代皇帝自谓的先祖为赵家圣祖张本。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帝至毫州，使天书扶持使奉天书赴太清宫，帝亲奉天书升殿，行朝拜之礼，并加号“混元上德皇帝”。 玉皇一神，前代少见，真宗以其敕降天书，于大中祥符二年，改昭应宫为玉清昭应宫，专事崇拜。圣祖降临后，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亲祀玉皇于朝元殿，六年十月，再谒玉清昭应宫，并作《步虚》词以付道门。七年，在滋福殿设玉皇像，诏以来年上玉帝圣号，定仪式班制。八年（1015）正月朔，驾诣玉清昭应宫，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帝”，奉安刻玉天书于宝符阁。天禧元年（1017）正月，又上玉皇圣号宝策及圣祖徽号，诣玉清昭应宫荐献，上玉皇大天帝宝册，衮服，并上圣祖宝册，太庙谥册，享六庙神主。 盖仿照儒家昊天上帝而立玉皇大帝，使其证明天书和圣祖的合法性。一切典礼，皆仿郊庙之仪，祭祀玉皇，必以圣祖乃至太庙神主血食，而天书屡降，成为此种宫廷道教仪式中不可或缺之道具，至于紫薇大帝，七元辅弼真君，诩圣保德真君等较次要的道教诸神，则作为配角一同陪祭。
真宗佞道，宗室诸王与朝廷重臣如王旦，寇准，向敏中，王曾，张知白皆身与之，而以王钦若，丁谓二人最力。“真宗封泰山，祀汾阴，而天下争言符瑞，皆钦若与丁谓倡之”。[9]钦若深达道教科仪，于典仪多所建明，所著《天书仪制》，《圣祖事迹》，《圣祖先天纪》，《罗天大醮仪》等并行于世，洵为祥符、天禧中新创道仪之干将。 真宗前后凡幸太清宫十二，玉津园十，太一宫，玉清昭应宫各六，每至必详订仪注，擘化周密，花费巨亿；君臣皆冠冕堂皇，恭行大礼 ，一如郊庙之制。帝自焚香，过百拜以上。所谓“祥瑞淼臻，天书屡将，导迎奠安，一
二 神道设教之礼乐
宋世礼乐本较前代繁复，《宋史》礼志二十八卷，乐志十七卷，仪卫志六卷，冠于二十四史之首。宋代极重文治，于制礼作乐一意复古，上追周礼，近仿《六典》，又缘事多所创新，其礼仪种类之多，厘定之详，程序之繁，前世罕有。此为天书、圣祖礼仪创制，施行之背景。按《宋史・礼志》，礼有五，曰：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吉礼为祭享之制，最为隆重，郊祀，明堂，社稷，封禅，宗庙尽属焉。神道设教之事为吉礼，与封禅及祀后土同类，又《乐志》中亦有朝谒玉清昭应宫，太清宫，朝享景灵宫，奉天书之乐章，与郊庙乐章并列，于此可想见对其重视之程度。
宋初承五季礼崩乐坏，风教沦丧。太祖、太宗虽有增益，然“乐工习艺匪精”，[11]礼乐制度，尚沿柴氏旧制。真宗最好形式，乃留心于此。咸平中命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等按试太常乐工，颇振纲纪，然亦未能精备。景德二年，又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权判太常，检修乐器，命太乐，鼓吹二署裁汰不合用者。三年，帝亲御崇正殿校阅，宫悬、钟罄、登歌及朝会上寿之乐已颇为精习。自是，“乐府制度颇有伦理”，[12]为大中祥符东封及神道设教礼乐之预备。
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正月丁卯，有司设大次于朝元殿。其礼：黄麾仗，宫悬，登歌，文武官陪列，帝服靴袍升殿，酌献三清天书。宫悬与登歌系雅乐之核心，专用于郊庙盛典。真宗即位之初，因乐工无能，每祭享郊庙，只能奏黄钟一调，景德中大加整顿后，已能随月转律，至此正派上用场。宋代宫架之制极为盛大，除钟，罄，鼓，笛，萧，埙等传统乐器外，尚有太宗时新制之九弦琴，五弦阮之类，乐师数以百计。[13]与宫悬登歌相合之乐章《瑞文》，古奥平和，与前代雅颂无异，唯有些道貌玄风。其词曰：
妙道非常，神变无方。唯天辅德，灵贶诞章。玄文昭赐，宝历弥昌，礼崇明祀，式馨荐香。[14]
礼毕，步导入内。 此为神道与礼乐之初次结合。而将“堂上登歌，堂下乐悬”之雅乐供奉道家三清，将大内殿宇改装为道教宫观，亦可谓独出心裁。
九月甲子，奉安天书朝元殿。其礼：建道场于殿中，扶持使上香。庭中奏法曲，将行礼，诣幄殿酌献讫，奉以玉辂，……前后部鼓吹，道门威仪，扶持使以下前导，封禅日皆奉天书以升坛，置正位之东。自是凡举大礼，皆如此制。于是制行殿供物，定仪仗千八百人。此礼仪中乃有道门科仪，然仍以太常乐舞生为主角。鼓吹，本汉世军乐，后世以为天子出行法驾仪仗之乐，自魏晋至唐莫不相沿。宋初，车驾前后部用金正，节鼓，冈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筚栗，萧，笳，笛，其歌曰“导引”，其词为长短句。其《诣泰山》天书导引词曰：
我皇瓒位，覆焘合穹 ，秘 示灵文。齐居紫殿膺玄贶，降宝命氤氲。奉符让德事严堙，检玉陟天孙。垂鸿纪号光前古，迈八九为君。（后略）[15]
其文已颇类后世青词。凡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歌五引。法曲，本唐教坊中仙乐风格之舞曲（如《霓裳羽衣》为其最著者）。明皇好道，又精于声妓，故法曲于其时极盛。宋人因之，置于教坊四部中。其曲有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器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筚栗，方响，拍板。盖其内容情趣与仙道相合，故而用之，但与当时道教科仪音乐并无直接关联。
十月，东封岱宗，又别制天书乐章二曲，曰《灵文》、《瑞安》 ，与前述《瑞文》相类，天子亲行礼时用之。盖此时尚未行玉帝崇拜，遂以道家天书置于儒家昊天上帝之侧，实在不伦不类。天禧元年正月，行宣读天书之礼，王钦若进所录天书，帝跪受之，亦以登歌献酌。
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乃大兴玉皇，圣祖之仪，与天书之仪共举。神道设教之宫廷道仪乃趋于完备。有司以“唐太清宫乐章，皆明皇亲制，其崇奉玉皇，圣祖及祖宗配位乐章，并望圣制。”[16]真宗索性将喜剧一演到底，乃为景灵宫制文舞曰《发祥流庆》，武舞曰《降真观德》，将祭祀道教神明的圣祖纳入太庙序列之最高级，又御制奉圣祖玉清昭应宫乐章十一首，自是，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亲荐皆备乐，宫架用三十六 。六年，建安军铸玉皇，圣祖并太祖，太宗圣像成，又制迎奉登歌乐章四首，鼓吹迎奉导引，赴玉清昭应宫导引各四，以颂四帝懋德。
十年正月，上玉皇圣号宝策及上圣祖天尊大帝宝策，神道设教活动达到高潮。元旦，帝诣玉清昭应宫，衮冕升太初殿，奉册……登歌，二舞，望燎，如祀昊天上帝仪，将儒家祭天仪式完整搬演于自造之道教神圣。翌日，再服衮冕，诣天兴殿上圣祖册宝，仙衣，荐献如上仪。命诸州设罗天大醮，先建道场二十七日。三月，又上圣母懿号，册宝于文德殿。为玉清昭应宫法事专制登歌乐章十二，其程序先后皆有进度，配合礼仪构成严密的套曲形式：（1）奉告，奏《隆安》之乐，（2）太初殿奉册宝，奏《登安》之乐 ，（3）二圣殿奉绛纱袍，亦奏《登安》之乐，（4）太尉奉圣号册宝，奏《真安》之乐，（5）宝册升殿，奏《大安》之乐，（6）降神，奏《真安》之乐，（7）奉玉币，奏《灵安》之乐，（8）奉馔，奏《吉安》之乐，（9）酌献，奏《大安》之乐，（10）饮福，奏《大安》之乐，(11)亚献，终献，并奏《正安》之乐，（12）送神，奏《真安》之乐。[17]与太庙祭享率同，亦掺和道士降神科仪。其词亦较天书乐章庄严雍穆，其声今虽不传，想见钟鼓齐鸣之间，亦蔚为壮观，恐不让于汉武《郊祀十九章》。
三 小结
自大中祥符元年天书下降至乾兴元年真宗崩，十五年间，神道设教未尝中断，一时间大修宫观，争言祥瑞，广聚道书，天下汹汹，比唐明皇、明世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造神而制礼作乐，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大约真宗以为非此不足以固国本而攘外夷，而神仙法力本在堂皇威仪中显现。仁宗继位，虽以天书殉山陵，然奉圣祖于景灵宫之礼相沿不改，神宗元丰中更以真宗配祀。徽宗以“道君”自命，倾力崇道，欲致神霄仙境，卒北狩五国。高宗南渡，为金人逼迫之际，尚不忘重建天庆观圣祖殿，子孙奉祠不绝。大抵宋有天下三百年，殆与神道设教相始终。
以音乐史观之，神道设教之礼乐实为雅乐发展史上一件大事，虽非空前绝后 ，然举倾国之力崇道，以举朝之士行礼，于宗庙社稷迎神，亦属鲜见，何况真宗非溺于丹术而欲求长生者。而神道礼乐之形式正乃唐以后雅乐新趋势之反映，亦为宋代雅乐之新实践。用于神道设教之雅颂宫悬，成为特殊形式之“道乐”，其功能不在“通神，宣导”，也非“养生，遣欲”，更无益于“白日飞升”。纠其本质，在于强化皇权，最终仍为特殊内容之雅乐。 此种乐舞因其规模过于庞大 ，不能为一般道观所仿效，但有宋之世，宫观众多，管理严密，常以重臣提举之，“神道雅乐”若以宫观为渠道而渗透至一般道教科仪中， 便可造成雅乐与道乐之融合。雅，道音乐，于风致本有共性，《清庙》，《玄鸟》之声未使不能用于《步虚》《太清》之乐，视雅乐为道乐来源之一，当无疑议。
虽然，创业垂统之君，当修德以 远人，真
注释
[1] 蒲亨强 《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17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台北。
[2] 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5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
[3] [清]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转引自《中国道教史》，545页。
[4] [元]脱脱等 《宋史・礼志一》，2421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
[5][6] 《宋史・礼志七》，2539页。
[7] 同上，2541页。
[8] 同上，2542页。
[9] 《宋史・王钦若传》，9563页。
[10] 《宋史・真宗本纪》，172页。
[11] 《宋史・乐志一》，2945页。
[12] 同上，2946页。
[13] 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宋政和中宫架之制图”，397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北京。
[14] 《宋史・乐志十》，3186页。
[15] 《宋史・乐志十五》，3310页。
[16] 《宋史・乐志一》，2947页。
[17] 《宋史・乐志十》，3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