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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名称: 我的中国心(范唱)
音频类型: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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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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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我的中国心》

  词:黄 沾

  曲:王福龄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激起了黄沾的愤慨,于是他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心》。1984年春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唱响华夏大地!爱国情怀空前高涨,海外赤子眷恋祖国的深情与民族自豪感,让这首歌永远流传!

  歌词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胸中重千斤。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课本鉴赏提示

  男声四重唱《我的中国心》是一首带现在的单三部结构歌曲。第一段表现了海外赤子眷恋祖国的深情,声音柔和轻缓、真挚深沉。当进入第三段“长江、长城”时,旋律起伏较大,情绪逐渐高涨,酣畅淋漓的抒发了炎黄子孙对祖国锦绣山河的深情赞美和无限热爱。再现的第四段,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进一步深化,随着旋律的发展,全曲在高潮中结束。激昂而又深情的歌声,充满了对祖国欣欣向荣、不断壮大的自豪感。

  背景及趣闻

  黄沾、王福龄和《我的中国心》

  [作者:袁蕾 转贴自:南方周末 更新时间:2006-8-24 8:26:46]

  黄沾(1941-2004),原名黄湛森,籍贯广东番禺,生于广东顺德。黄沾曾与写科幻的倪匡、写美食的蔡澜、写武侠的金庸,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又与倪匡、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三大名嘴”。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入读喇沙书院。1960年,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63年毕业,任教培圣中学两年。1965年,以业余形式主持电视节目,并于报刊写作专栏。同年9月,进入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广告部,“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词就出自他的手笔,1968年,擢升为广告副经理。1968年,黄沾创作了第一首有名的歌曲《忘记他》,一开始是关淑怡所唱,后来收入邓丽君的粤语专辑,深受歌迷喜爱,歌词见一代歌后卷下。1969年,获最佳电视节目男司仪奖,被喻为“电视王子”。1970年,转职华美广告公司(Ling-McCann-Erickson),任联合创作总监,是首位获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基奥奖”(Clio Award)的香港人。1972年,获国泰广告公司(Cathay Advertising)聘为总经理,同年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理事。1973年,与好友创立宝鼎电影公司(Cauldron Cinematics),自编自导《天堂》并打入该年十大卖座电影。同年撰写成人笑话集《不文集》。1976年,与才女林燕妮创办“黄与林广告公司”,自任主席。

  电影式的系列电视剧《狮子山下》始演于1973年,剧中抒写香港草根阶层挣扎苦斗、逆境求强的故事,前后持续二十一年,过两百集,为香港千家万户所耳熟能详。1979年,黄沾为其创作了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这首歌曲给予了经济腾飞初期的港人很大鼓舞,后来被作为香港的市歌。由他填词的《狮子山下》和《香港是我家》两首歌,陪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港人的成长。2003年3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他首份财政预算报告中,以一曲《狮子山下》主题歌作总结,立刻引起香港市民的热烈回响。据一项统计显示,《狮子山下》歌词在报章发表后,两个星期内,香港的报刊上出现超过一百六十篇以《狮子山下》为主题的文章,足见其对香港社会影响之深远。1978年,作品《誓要入刀山》、《倚天屠龙记》、《鳄鱼泪》入选香港电台《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

  中午的香港湾仔福临门酒楼人声鼎沸,但声音最大的肯定是黄沾。本来我们要谈华语流行音乐的问题,黄沾却让伙计买了本《东周刊》给我看他的专栏,里面是他在写金庸。

  黄沾很喜欢谈金庸,说他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以前金庸在无线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都是他卖的。两个才子究竟是怎样闹翻的?“我跟他闹翻就是1997年香港选特首的时候,他捧董建华,

  我捧另外一个人。金庸在报纸上写文章指责我捧的那个人,我是收了人家钱的

  “你何必这样做呢?”黄沾一直在批评金庸的社会经验:“你看给金庸卖给央视的《笑傲江湖》才1元钱。要是拿给我卖,账面上还是1元钱,声誉还是很好,下面还可以帮他收很多钱。”

  没想到黄沾会这么“为老不尊”,实际上这与黄一直急呼的“要死”的华语流行音乐一样,唱片也好、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大家想拿来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变成钱。  你说半个月华语音乐是什么都变不了的,这句话是对华语音乐的一种看法吗?

  黄沾:香港粤语流行曲死了。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流行音乐是一个商品,1996年是19亿,现在是3亿,有些歌星的唱片出来卖几百张,19亿的生意变成3亿就是死。

  但衰退不仅发生在香港,全球都有。

  黄沾:所以音乐面临非常大的变化,听音乐、买唱片的方式都要改了。香港流行音乐面临的死亡期很长。可能在死亡之前有个生机,就是香港跟广东音乐人在一起,香港跟广州加起来有8000万的市场,这个市场很大,如果不把这个市场抓住,香港音乐就肯定死掉了。粤语音乐是方言音乐,主力是在懂得粤语的地方。而华语则不仅仅是粤语那么简单。要三地的年轻人全部找到共通点,才会买同一张唱片,但这个很难。

  三地都买一张唱片真有必要吗?

  黄沾:不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是这样你就很难做得很大。

  李宗盛最近说,香港唱片公司过于急功近利,而歌词也是粗制滥造。你觉得呢?

  黄沾:有部分道理。创作人青黄不接是一个原因,整个乐坛都青黄不接,比如说现在周杰伦很卖座,行家说是150万张。但我觉得很奇怪,周杰伦玩的HIP-HOP和R&B都是外国的文化,我们怎么学,都没有纽约街头的感受,没有美国HIP-HOP的环境,我们学就跟中央电视台常常播的洋人唱京剧一样,无论他们怎么好都不会像中国人唱得那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黄沾:其实我们真的要华语音乐有自己的个性,就要找出中国人都能共鸣的音乐。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听HIP-HOP?因为现在中国人也很洋化嘛。但到了深层次的洋化,真正懂一点的就觉得这个外衣衣不称身。我觉得怎么写都不可能写过外国人,那怎么不听外国的HIP-HOP?崔健的摇滚不也加了唢呐进去,摇滚哪里容得下唢呐?这个唢呐就是中国特色。

  只要加进民族的因素就是有中国特色?

  黄沾:不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我做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味道,这个很难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之前陶匆苍谧HIP-HOP,但只有周杰伦敢牺牲中国汉字的发音,让吐字成全节奏,这是不是HIP-HOP的中国味道?

  黄沾:但我还是很反对。我们应该找中国的东西。什么是中国味道?李宗盛有李宗盛的中国味道,罗大佑有罗大佑的中国味道,我有我的中国味道,不一样。只有每个人找才有希望,流行音乐必须有自己的个性。

  你觉得周杰伦HIP-HOP是一时之风,不可能长久下去?

  黄沾:我觉得不可能长久。大家现在是不懂,觉得很新鲜,就跟崔健开始搞RAP一样。崔健搞RAP就是一首歌《一无所有》,这是所有内地青年人的心声。“一无所有”不可能是香港的概念,因为香港的青年没有“一无所有”,内地作家必须抓住中国青年的心,把它表现在歌里面,这个歌才能够卖,我不相信周杰伦有这个本事。

  方文山给周杰伦的歌词里加进了不少文化典故,这是否一种新趋势?

  黄沾:当然是了,不然为什么他的唱片卖得那么好。我喜欢一个小胖子,臧天朔的《朋友》,你发达的时候不要来找我,你失业的时候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写出了中国人的义气,很打动我。周杰伦喜欢HIP-HOP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很洋化了,连牛肉面都要吃美国加州的牛肉面,其实我们应该吃地道的中国的牛肉面。洋化是一个过渡。

  如果让你给周杰伦写词,会怎么写?

  黄沾:没想过,不知道。流行毕竟是年轻人的,你说恋爱,我的初恋离开我都50多年了,不记得了,我老了。

  李白也没林夕写得多但你一直是很不服老的,你现在还在读大学?

  黄沾:我在香港大学读流行音乐的博士,5月份拿到学位,写了15万字论文,就是讨论流行音乐和社会的关系。我发现歌词的走势其实反映了社会的心态。这段时间失恋的歌很多,你只看见歌词里都是“我多痛苦”、“我多难受”,却没看见他难受在哪个地方。其实这是人们为外遇找借口,说我还是对爱情坚贞的,对爱情是渴望的,但就是分开没到1个月就有新人了。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时期的流行音乐肯定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情况。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演唱者)

  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国语歌。当时凡是唱国语歌的歌手,都被称为“民族歌手”。

  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我策划新的专辑。邓炳恒找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

  黄沾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应了。黄沾写出了《我的中国心》,后由王福龄作曲,公司决定以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称。

  1982年,《我的中国心》出版,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销量不高,社会反响也平平。香港人开始称我为“爱国歌手”。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思。1983年,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开始正式会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试探,想请香港艺人来晚会上表演。当时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唱歌,如果我唱歌的话就封杀我在台湾的唱片发行。

  198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了演唱《我的中国心》和《垄上行》,这一次的演出,使我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首歌一下子就红了。观众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信有几麻袋,我当时看着这些信,目瞪口呆,非常兴奋。然后香港的媒介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开始称我为“左派歌手”。我回到香港以后,处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大约是在1985到1986年,好像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我再次见到黄沾,我告诉他《我的中国心》在内地红了,几亿中国人都会唱,我谢谢他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他不相信,认为我跟他开玩笑,只是说,“红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不大好,而且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我的中国心》在内地再红,他也收不到一分钱的版税。包括他写的《上海滩》,跟着电视剧在内地的播放,也火了,被广播、电视反复播放,登在报刊上,他也没有拿到版税。所以,当时黄沾还开玩笑说,“你帮我把那些版税收回来好了。”

  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黄沾还是很高兴。因为当时内地的《参考消息》,刊登过一篇新华社记者探访邓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说有一天下午,在中南海里,邓小平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这篇报道后来被香港的报纸转载过。

  1987年,我正式进军内地市场,我的个人专辑在内地一出版就卖火了。后来,因为要出版新的专辑,我请黄沾吃饭,请他为我写歌,他也答应了,后来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写出来。在内地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实行版税制度后,他也拿过《我的中国心》一些版税。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激起了黄沾的愤慨,于是他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心》。黄沾又找到香港歌手张明敏,对他说,你心中有中国,有名字,有中华民族,你到底有没有心?于是就把《我的中国心》送给张明敏演唱。1983年秋,为了筹备1984年春节晚会,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到福建和广东一带采访。一天,他们坐着一辆武警战士开的吉普车,在当时还很破旧的深圳奔驰时,战士车上偶然播放的一首歌曲,令央视导演激动异常。“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导演袁德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坐在车上被这首歌曲给震动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歌是谁唱的呀?他说是一个香港的歌手,叫什么他也不知道。后来我就要求他给我复制了一盘这个带子。”很快,袁德旺导演就了解到,唱这首歌的是香港一名叫张明敏的歌手。于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为几亿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我的中国心》,歌声一下子打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引起了中华同胞的强烈共鸣。写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所有人。1984年,《我的中国心》获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第三届神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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