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剧声腔是婺剧音乐最主要的部分，六大声腔既能独立存在，其中高、昆、徽、滩之间又有相互联系。这六种声腔中最古老的要算高腔，探其渊源，乃和古南戏民间山歌、道士腔一脉相承。南戏的唱腔均属村坊小调、里巷歌谣，曲调均是散板，具有山歌风味、法事色彩。婺剧的三种高腔均有这些余韵遗响，后来发展成曲牌联套体。所谓曲牌就是牌子，是元明以来南北曲等各种曲调名的泛称。

第一曲牌都 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字数、句法、平仄等都有基本套体。如婺剧西安高腔《合珠记》，共有二十场，唱四十余出曲牌，就拿第二场来说，就有[锦堂月]、[出队子]、[什二时]、[桂枝香]等四个曲牌。这种音乐结构形式继承了唐宋大曲、宋词、鼓子词、转踏、唱赚、诸宫调等所有歌舞和说唱音乐的艺术因素。如曲牌大都来自民间，也有不少由高速发展而来，许多高腔曲牌与词 牌名相同，如婺剧西安、西关、松阳高腔腔中的[桂枝香]以及侯阳高腔中的[鹊桥仙]与宋词中的词牌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婺剧高腔吸收了大量的昆曲曲调。[山坡羊]、[锁南枝]、[锦堂月]、[浆水令]、[忆多姣]等。到了解放前夕，西安、西吴高腔濒于绝迹，全靠解放后得以抢救，但有些曲牌名因年长日久也有混杂缪误之处，需要进一步核实订正。侯阳高腔虽比前两种高腔好些，但也有疏漏之处。综上所述，从散板体发展到曲牌联套体乃是婺剧高腔音乐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在此期间还有不少的衍变。如最早高腔是“不托管弦，锣鼓助节”的，后来在昆腔和乱弹的影响下，用上了笛子、板胡、二胡、三弦等管弦乐器的伴奏，丰富了高腔音乐的表现力。又如原先高腔音乐唱空无过门，使演员表演受到约束，后加入伴奏的管弦乐器 这后，增加了过门，解放后又发展为由演员组成的专业 帮唱队帮唱，其后气氛更浓烈。

婺剧昆腔也属于“曲牌联套体”。昆腔是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昆山一带，经当地音乐大师顾坚的改进，至明初产生了昆山腔。以后在明嘉靖十年至二十年间，又经魏良辅吸收海盐、弋阳腔的长处，继承北曲的音乐成果，创立了水磨腔。其曲调犹如“水磨”，宛转细腻。伴奏乐器采用笛、箫、笙、琵琶等。清代前期就传入金华一带。其曲牌甚多，不少与宋词的词牌相同，如[好事近]、 [醉花阴]、[一剪梅]、[满庭芳]等，昆腔不仅对高腔有影响如曲牌名和乐器伴奏，乱弹中的四种基本曲调，相互都有密切的关系。乱弹中的“乱弹尖”、“龙宫调”乃是昆弋腔演变成乱弹时的过渡形式。乱弹尖是乱弹中最难学的曲调，这种曲调的风格与高腔、昆腔如出一辙，固定格式，不可随意改动。如浦江乱弹《芦花絮》、《打樱桃》、《打花鼓》、《山伯访友》、《浪子踢球》、《贵妃醉酒》等，徽班乱弹《昭君出塞》 等，均发自乱弹尖。

龙宫调又名“咙咚调”，属于芦花、拨子这一吹腔系统。据考，它产生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系高腔之变，由昆弋腔曲牌发展演变而成。龙宫调带有浓厚的昆腔味，所有唱腔都定谱，不能随便变化，婺剧老艺人称之为“案本腔”，如《山伯访友》、《贵妃醉酒》、《水擒庞德》等戏均属此调。乱弹中的乱弹尖、龙宫调以及“三五七”，这三种曲调属于曲牌联套体到板式变化体之间过渡性的曲调。证明婺剧音乐的发展是由曲牌体衍变为板结腔体的。婺剧徽戏已纳入板腔体。徽戏形成于安徽徽州、池州、太平（今歙县、贵池、当涂）一带。

它是多方面吸收明末清初流行的优秀戏曲艺术，逐渐丰富起来的。徽戏的主要曲调可分西皮和二簧两大系统。西皮是清初秦腔经湖北襄阳传入武汉一带，同当地民间曲调结合演变而成。二簧是清初由“吹腔”、“高拨子”在徽班戏的中演变而成。目前婺剧戏基本上保持着安徽戏的原有状态。婺剧滩簧与是非问调也属板腔体。滩簧兴起于清乾隆年间，1795年的《霓裳续谱》已有滩簧调、南词弹簧调的名称。之后就陆续从苏州传入浙江。道 光之后，昆腔衰落，滩簧坐唱班以坐唱的形式移植演唱《缀白裘》中收集的昆腔折子以，如《下山》、《展貂》等和杂剧《打面缸》、《卖胭脂》等，金华一带的滩簧在清光绪年间就已在舞台上演出了。解放后，滩簧戏则更为盛行。婺剧时调原是滩簧说唱班中的一些插曲，最初的时调，仅《走广东》、《卖棉纱》等几出，以后由于戏班的斗台演出，互相竞争，有的吸收当地民间小调以及家乡的田园小唱，溶入到小戏中去，于是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声腔体系。时调和滩簧一样，易学好唱，优美动听，因此在民国后，时调 小戏渐渐风靡，家喻户晓。 婺剧音乐发展的历史，除了声腔从曲牌体衍变为半曲牌半板腔体，以至板腔体外，在乐器锣鼓、器乐曲等方面也均有发展。婺剧高腔从简单的鼓板、小锣的伴奏发展成管弦乐伴奏。婺剧乱弹、徽戏、滩簧 、时调从五个人的乐队，发展到十四、五个人。乐器除了相互吸收外，也不断地增加。随着时代发展从乐队一部齐奏到有了作配器，而且在曲调中配上和声等效果，使婺剧伴奏丰富多彩，音乐也更增光添彩。婺剧锣鼓也在不断发展，原来敲的是“苏锣”，但有的戏开打及特种效果需要，有时也用“京锣”来表现，使节奏更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