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片忆之一　　

丁院长“文革”中的配器课　　

王  晡　　

    虽然有关新世纪究竟应该从2000年还是从2001年开始算起至今还有争论，虽然我宁愿相信2001年才应该是新世纪的真正起点――毕竟中国科学院是这样宣布的――，但这一切都不妨碍我们每个人在眼下就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全部过去，而不去理会实际上这个世纪的确还少差不多整整一年，特别是因为眼见得前辈音乐家正在一个个逝去，而中国音乐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如前辈所为、不如前辈所愿之处。　　

    每当得知一个我所熟悉的，或仅是认识的，或只知道他一件两件事的音乐家逝世时，我都想过要把也许是仅我所知而别人不知的，或者别人也知却不得说、不想说、不能说的事情说出来，可是实际上我也说得很少。这一直像是一个沉重的担子压在我的心上。我真的很忙，好像也极少虚度光阴，可是一坐在电脑前，这事就会像我敲打键盘一样敲打着我的心，即使我在认认真真地生活，它也从未放过我。2000年了，现在终于有一个不能再找借口的、不必再躲避的机会了。我愿把我所见所闻的一些有关前辈音乐家的小事写出来，以解放我自己，也作为一个纪念。纪念20世纪我所熟悉的，或仅是认识的，或只知道他一件两件事的音乐家，因为他们的学识、作为和品格一直在激励着我。　　

    1967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刚刚过去，中央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上海音乐学院，在1964年我从附中升上本科前后，教学秩序就始终没有正常过。1963年开始，我曾经两次作为正式的“四清”工作队员下乡搞“社教运动”，第一次整整6个月，那时我18岁，上高四，另一次在1965年，又在郊区呆了约3个月，这时我上大一。（当然，每次下乡，实际上对我的世界观形成都有深刻意义，不过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也“左”过――不过那时并不这样认识――，先是个铁杆“保皇派”，后又沦为“炮打中央文革、炮打江青”的准“现行反革命分子”，1966年除夕，在全院“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我被勒令站到台上坦白交待“炮打”滔天罪行，以后想造反，造反派又不接纳，接着又一次犯下“炮打”错误，日子真的很难过，“复课闹革命”提醒了我，此后就一点点就向专业学习过渡了。这样，到了1971年初，我以家不在上海为名向系“革命委员会”要到一间大约　1米　多宽、　3米　多长，放了一架琴、一张桌子、一个书架、两个琴凳的“琴房”，南楼203室后，就开始正经地练琴、复习和补习作曲技术理论课程。先后自学和复习了维多尔和罗加尔・列维茨基的《现代乐器学》、瓦西连柯的《交响配器法》、李姆斯基・科萨柯夫的《管弦乐法原理》和辟斯顿的《配器法》等，以及和声学、曲式学、复调、指挥法、民族乐队配器等。那时不能说没有、起码这样用功，每天练琴、学习音乐专业书直到深夜的人在全院也确实不多。“文革”开始时，原来的作曲系、民乐作曲系、理论系和指挥系都合并在一起叫作曲系，我是二年级生。这段时问，老一二三年级的同学们经常在一起活动。到这年冬天，有一次在当时的男生宿舍楼上学习时，大家讨论了有关复课的问题，并推举我去找老师联系。这样，我就和一个个没进过“牛棚”的、或已经从“牛棚”中出来的作曲系老师谈这个事。当时全校没有一个系或班上课，我们和中央的部署是跟得最紧的，所以我也颇为自豪。可是结果却并不妙，因为有胆量、也愿意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并不多。后来，终于定下了几位老师，主要是乐器法和配器法课的老师，记得有桑桐老师（讲“《红色娘子军》配器分析”）、何占豪老师（讲“弦乐乐器法”和“器乐创作”）、宗弼老师（讲“管乐乐器法”、“为钢琴曲配器”和“同主题反复的配器”）和丁善德老师等。听课的同学有十几个人，差不多除了被打入“牛棚”中的个别人以外都来了。丁善德老师是其中授课时间最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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