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谱写乐史的人文者――汪毓和　　

中国音乐学院研二学生 郭海霞 　　

（导师：余峰）　　

20世纪，是历经动荡、变革，同时又走向复兴的一百年。在百年的沧桑中，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各种思潮、学科都在自身与外界的交融中，在内在的律动以及对他者的吸纳中向前发展。　　

在这个世纪，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自己毕生的心血书写着、感悟着、修订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　　

在这个世纪，有这样一本书，它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从无声到有声，从初版到再版，它不仅让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中国近代音乐的纵横发展，让我们感受到一代代音乐家们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同时，更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转变与进步，看到了一个人学路、心路以及天路之历程。　　

汪毓和先生自1955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致力于音乐史的研究和教学已有五十余年。其主要著作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欧洲音乐史》、《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1986》、《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论文集《音乐史论新选》、评论集《论音乐与音乐家》等等，另外，其还先后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撰稿及审稿，以及《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的编订等工作。几十年来，在各音乐理论刊物发表的各类专题论文及评论近200篇。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此，仅就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书的几个版本做一粗浅的比较分析，从中去体悟这位耄耋老人学术生命的历程。　　

一、   求索中的“学路历程”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门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早期“摸索”阶段所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大跃进”浪潮的推动下，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尽快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相衔接，而建立的一门新的、年轻的学科。自1958年至1961年，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都分别成立专题小组，开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的编写。　　

汪先生正是参与其中的一位，其学路历程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门学科的成长历程。按先生的话说“我是以从事外国音乐史的方向开始自己音乐学的生涯的”，但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热潮中，在全国上下都“敢想敢干”、“战天斗地”的时代，由于历史原因，作为党员，先生“服从组织决定”，痛快地“转向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并且很快就提出了一份这门新课的‘教学大纲’草案，作为对‘大跃进’的献礼”。[①]这是先生近代史学路的开始，恰巧也适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开始。从此先生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先生的“讲义”，经过“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反复讨论，以‘试用教材’的名义，由音乐出版社铅印出版(内部发行)”。 [②]至此，国内大多数音乐院校陆续以此教材作为“范本”进行试用。此教材（以下简称“内部版”）。　　

1984年，先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重新回到中断了10多年的音乐史教学岗位，应出版社的邀请，自1978年开始在“内部版”稿本的基础上反复修改了2次，做了“必要的订正和适当的补充”，之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首发版，以下简称“第1版”）。这次出版，在篇章结构方面没有太大变化，只做了微调。如在每一篇的开始增加了概述；在结尾处增加了结束语和编后记；附录部分做了并置和补充，统一放在结束语之后。但正如先生所说，虽然“对原稿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论点都没有作大的改变”，但在“一些史实的记叙和对有些具体问题的分析评价上，给予了必要的订正和适当的补充”；同时先生也虚心地提出：像“关于西方音乐传入我国的全面情况及其相互影响；关于近百年来我国各种传统音乐和各民族音乐的发展及其相互影响；以及1949年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音乐发展和从1945年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归祖国后的音乐发展等等；有些需要中国音乐史学术界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个人资料积累和水平有限，只能留待将来再逐步加以充实”。[③]该书的出版，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本系统论述近代音乐史的专著，是一部非常意味深远的著作”。[④]　　

时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历经了30年岁月的汰洗之后，随着整个音乐史学界对学科研究工作的深入，以及汪先生个人在长期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新的积累，先生认为对“教科书”进行一次全面的修订和充实是十分必要的。因此1994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修订版，以下简称“第2版”)在“第1版”的基础上修改完毕，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次修订几乎涉及所有章节，用先生的话说，“是随着整个音乐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研究工作的深入，以及个人在长期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新的积累”，在“大量参阅了十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界的研究新成果”基础上，作出的一次“全面的修订和充实”。与其“说是修订，实际上是全面改写、重新排版，本应将书名改为《中国近代音乐史纲》（1840―1949），但考虑到原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所以“仍作为原书的修订版形式出版”。[⑤]　　

1998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黄旭东以《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文首次‘亮剑’，扣响了世纪之交“重写音乐史”大论战的第一枪”，[⑥]此后，在我国音乐界展开了一场“重写音乐史”的大论战，汪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了这场讨论，2001年，先生在认真聆听了“海内外同行的宝贵批评”后，对“第2版”做了全面修订和补充，于2002年10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下简称“第3版”）。这次修订不仅是“新研究成果的适当纳入”，更是一次全面“审视”，同时又是一次“呼吁”。正如先生所说“在这次修订过程中，深感自己受到学历和精力的限制，本打算将有关传统音乐的发展概况做一定的补充，但这个领域实在太广大、而原有的研究基础又太薄弱，因此只能在原有框架基础上作补充，同时借此机会向所有从事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同志呼吁，希望在他们的工作中加强有关传统音乐品种的历史的研究，以推动音乐史研究的发展”。[⑦]　　

2009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年代，在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同时，我们也迎来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成立50年的庆典，同时又是汪先生的80寿辰，无论是作为“自己生前对写史的最后一搏”，还是“提供一个新的批评的靶子”，先生都抱着“对历史研究的不断反思、不断重新认识、不断重新书写”的态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不断地自我修正，巩固一切自认为还有用的‘旧识’，充实自己经过思考的‘新识’”，完成了“第三次蜕变”，并如愿以偿地将大部分的插图、谱例以及音响纳入其中，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实际的音响去认识历史”，[⑧]去重读历史，去体悟历史。　　

纵观这几本教材，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修订，先生都毫不犹豫地将学界新的研究成果纳入其教材体系。仅就篇章结构而言：　　

1、内部版，分新、旧民主主义2个部分叙述。第1篇共2章，第2篇共7章。　　

2、第1版，在框架结构上没有太大变化，只做了微调。如在每一篇的开始增加了概述；在结尾处增加了结束语和编后记；附录部分做了并置和补充，统一放在结束语之后。　　

3、第2版，虽然框架没有做大的变动，但增设了一些“节”或“段”。如：第2章第1节的“西洋音乐文化的传入”； 第6章第1节的“沦陷区的音乐”；第6章第4节的“江文也、马思聪、谭小麟等人的音乐创作”；第31页至33页对音乐教育家曾志态的介绍；第171页至173页，对吕骥生平及其音乐创作的介绍；第214页，对西南“大后方”地区的专业音乐教育情况的介绍（重庆国立音乐院、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等等）；第215页，对“励志社”及“中华交响乐团”的介绍；第216页，对台湾地区音乐情况的介绍；等等。　　

4、第3版，框架结构变动较大。首先，打破了以往“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篇的划分，采用通篇13章的章节结构进行“描绘”。其次，做了章、节、段的扩充。如：将原来第2篇第2章的内容，进行了充实、分离，形成第4章、第5章；将原来第2篇第5章的内容重新整合分离变为第8、9、10章；将原来第2篇第6章变为第11、12章；等等。　　

5、第4版，在第3版的基础上，首先，进行了章节的重新整合与调整，按“板块式”、分8块进行叙述，其中“民主革命时期音乐思想以及理论研究”的第8章为新增内容。其次，对谱例做了全面的调整，并增加了音响、图片资料，以便读者进行视觉和听觉的立体阅读。另外，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将章后注统一改为脚注。再次，先生重新写了结语，在回顾近百年的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过程的同时，做了具体8点归纳，表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是“两种文化同时并存、又相互矛盾、冲突以及交融”的过程。这次修改标志着先生的知识体系已经条理化、系统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书是先生为音乐专业院校（包括作为提供研究生参考阅读）所编写的教材，除此之外，汪先生还分别编写有适合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共同课的教材，以及适合现代远程教育的大学本科（可供研究生和专业工作者阅读参考）的教材。作为普通音乐教育版的教材，先生以鸦片战争为开篇，以时间为序选取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音乐形式、流派、人物及作品，并与历史的大文化背景结合，尤其是“现代部分”的编写把新中国成立后50年的音乐历史也大胆地纳入其中，这不可不称为“一次整体的、迫切的、实质性的变革”。[⑨] 　　

所有这些教材的编写过程，都是先生学路历程的最好表征。用先生的话说“我每前进一步，总会发现自己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必须找机会修正过错，正是在这不断改错修正中，我才真正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明白了许多原来不甚了了的道理。几十年的学术征程，使我深感‘学无止境’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真谛”。[⑩]如此之学性在他所有的著述中，读者都能品味到，其实，先生不断书写“历史”、反思“历史”、改写“历史”的过程，不仅是其“学路”历程之最好的表征，同时也是其在自己所设之知识谱系中不断认识、不断“革命”^[11]之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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