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

彩陶细腰单面鼓资料

陇  菲

198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原始社会的陶喇叭》为题，首次披露介绍了青海省民和县阳山生产队发现的“马厂类型锯齿纹喇叭型陶器”的资料（1）。

1985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彩陶》一书，再次公布了该器的资料（图版30）。

《图版说明》称：“1981年青海省民和县新民公社下川大队阳山小队马厂文化早期大型墓葬出土。左器高35.5厘米，右器高43.5厘米。均为泥质红陶。造型纹饰基本相同。器口呈扁罐状，其下颈部为直筒形，下部扩展为喇叭状。口沿下和喇叭口的边缘上各安一环状纽，以备穿带用，喇叭口上还附有勾状小乳钉一圈。左器口部绘褐色锯齿纹一道，下部绘锯齿纹三道，粗弦纹四道。口沿内饰一圈勾连纹。右器颈部绘多道弦纹，下部绘三道折线纹。器物两头相通。这种造型的陶器，在青海尚属首次发现，其它地区也未发现过有关此类器物的记载。其用途目前尚难确定，估计可能是原始的扩音用具”。

1985年5月3日，《兰州报》以“深藏地底数千年，今朝掸灰面世人 ―― 87件彩陶在我市展出”为题，披露了“半山时期喇叭形彩陶鼓”展出的消息，并称：“半山时期喇叭形彩陶鼓（永登河桥乐山村出土），它是我省考古首次重要发现物，去年面世”。

笔者闻讯后，于1985年5月4日前往参观了兰州市彩陶展览。印象如下：

此器呈细腰鼓状（英文称hourglass-shaped，即沙漏型）。一端呈喇叭状，一端呈广腹罐状，中间为筒状细腰。喇叭口的一端较大，周身绘有直线圈纹及三角纹饰。广腹罐状的一端较小，也绘有直线圈纹和三角纹饰，并在三角纹饰中填以网状纹饰。较大之喇叭口的一端，口沿未见彩绘，布有十二枚倒勾状小乳钉。较小之广腹罐状的一端，口沿绘有红褐色粗纹一圈，未见倒勾状小乳钉。喇叭口口沿外侧和广腹罐与筒状细腰的连接处，各有一环形纽。器形与青海“喇叭形陶器”相同。

据兰州市博物馆马德璞先生介绍：永登河桥乐山村发现的该类器物共有7件（其中一件现存北京中国考古研究所，六件现存兰州市博物馆），形制有异，大小不等。这次展出的是器形最大的一件。同时还展出了兰州市博物馆现存之另外五件的彩色照片。据笔者观察，这张照片上的五件彩陶鼓，两件仍呈细腰鼓状（hourglass-shaped），其余三件已近高脚杯状（goblet-shaped）。

笔者的初步考证如下：

一，此甘肃、青海两地出土的细腰鼓状（hourglass-shaped）彩陶器，根据环形纽的位置，似乎应系带平悬之。

二，此甘肃、青海两地出土的细腰鼓状（hourglass-shaped）彩陶器，较大之呈喇叭形的一端，口沿外侧均布有倒勾状小乳钉，且近口沿处未饰彩绘，显示原先可能蒙有皮革鼓面（2）。

三，此甘肃、青海两地出土的细腰鼓状（hourglass-shaped）彩陶器，较小之呈广腹罐状的一端，口沿外侧均无倒勾状小乳钉，且口沿处布满纹饰（青海出土的一件，口沿内侧也绘有一圈勾连纹饰），显示原先不曾蒙革。

四，此甘肃、青海两地出土的细腰鼓状（hourglass-shaped）彩陶器，“器物两头相通”，且一头可能蒙革。根据以上征象，此器似可称为“彩陶细腰单面鼓”。

如此判断可以成立，那末：

一，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批土鼓（3）。《礼记・礼运》载：“蒉桴而土鼓”；《明堂位》也说：“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李孝友《〈九夷古事〉校注》也说：“土鼓，古乐器，以瓦为匡两面蒙革可击之鼓”。闻一多先生在其《周易义证类纂》中则说：“缶亦鼓之类，古亦谓之土鼓”。

现在出土了半山时期（公元前2，680-2，355年）甘肃永登河桥乐山村彩陶细腰单面鼓，便足以证明：土鼓“以瓦为匡”，“缶亦鼓之类，古亦谓之土鼓”的说法可谓不刊之论。唯“两面蒙革”之说，看来不是早期而是晚期细腰鼓制度的描述。

二，中国鼓制，向有“以瓦为匡”的传统。唐・杜佑《通典》载：“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羯鼓录》亦载：“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此所谓“鲁山花瓷”一类的瓦鼓（即“土鼓”），已有河南鲁山段店窑出产的细腰鼓匡（4）及日本正仓院瓦鼓胴为证。李清照《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诗有句云：“花桑羯鼓玉方响”。这里说的“花桑”，即“花”。《一切经音义》说：“敛鼓，力占反，谓以瓦为华，为两面用杖击之者也，经文作‘）’，非也。星衍曰‘’，鼓材也。见《玉篇》”。可见，“花桑”即“花瓷鼓胴”。这种“以瓦为匡”的传统，在中国由来久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细腰鼓以及羯鼓等，主要以“花”为其鼓材。以至于宋代陈在其《乐书》、元代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也不得不申明：“腰鼓（按：即细腰鼓）之制，非特用土也，亦有用木为之者矣。土鼓瓦音也，木鼓木音也。其制同，其音异”。

三，以往学人大多皆以《宋书・萧思话传》中有关“细腰鼓”的记载作为中国最早之细腰鼓的资料（5），并由此而进一步推论，细腰鼓是“六朝时从西域传来”（6）。现在看来，沙漏型（hourglass-shaped）和高脚杯型（goblet-shaped）的单面鼓以及细腰鼓（沙漏型的双面鼓），在中国的起源甚早，以往之有关结论，皆应重做审查。

注释：

1，《人民日报》之《原始社会的陶喇叭》文称：“在青海省民和县阳山生产队发现的原始社会墓地，出土一只陶制喇叭，长约二尺，类似现代的喊话筒。上有两个小把，栓上绳后可以背挎在身上。原始社会的陶喇叭，在我国是首次发现。”

2，据《中国陶瓷》图版7，1978年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鸟鱼石斧图陶罐，“口沿下有六个鹰嘴形泥突”；另据《中国陶瓷》图版16，甘肃永靖三坪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双系罐，口沿也有类似“鹰嘴形泥突”、“倒勾状乳钉”的装置；显示了蒙革为盖的征象。这种有底之罐蒙革为盖的制度，便是“两头相通”蒙革为面之彩陶鼓制度的前身。乐器之由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演化而来的假说，由此又可得一证。

3，另据《考古》1983年第1期所载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的文章《1978-`1980年山系襄汾陶寺目的发掘简报》，该墓地一“异形陶器”。《简报》称：“异形陶器，泥质褐陶或灰陶，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双耳。M3002：53，褐色陶，通高83.6，筒口直径11.6厘米，筒口下有圆纽一周12个，筒身磨光，腹壁饰绳纹并贴泥条，构成不甚规则的连续三角形和菱形图案（图版陆，6；图八右）。这种器物上、下口连通，不可能是容器。在大型墓葬中每与鼍鼓、石磬同出，故而推测或许是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聊备一说，以待验证。”牛按：此说甚是。另：根据此鼓“双耳”位置，“鼓身”应垂直系绳置之，鼓腹在下，鼓筒在上；又根据鼓腹布满纹饰，且有凸出之一大孔、三小孔的情形，似乎下部不可能蒙革；再根据筒口外侧有一圈12个“圆纽”，且未加纹饰的情形，似乎曾经蒙革为鼓面。这样，便与后世筒状、直立、上面蒙革之“渔鼓”相似。或许演唱“道情”的渔鼓便是由此演变而来？还需指出：此鼓筒口之“圆纽”，与本文所叙之永登、民和之二鼓的“倒勾状乳钉”功用正同；且与笔者亲见之永登彩陶细腰单面鼓喇叭口沿外侧“倒勾状乳钉”的数目正同。虽此墓绝对年代尚未最后确定，但属龙山文化（约前2，800-2，300年）类型已无可怀疑。如果以发展的眼光观察：此鼓仍保留了“陶瓶”一类器物直立、小口的特点，也显然比永登、民和二鼓为早。此器之“筒状高颈”，正可视为永登、民和二彩陶细腰鼓的“筒状细腰”；在此“筒”上加接一“喇叭形”鼓腔（鼓胴），便是“沙漏型的细腰鼓”；“双耳”从鼓身两侧移至一侧，鼓身由垂直系置变为水平系置，正是此一类“土鼓”的发展脉络。

4，参见《中国陶瓷》图版163。

5，参见林谦三《东亚乐器考》，第107页。

6，参见林谦三《东亚乐器考》，第108页。

1986年6月25日初稿

1986年7月 8 日修订

北京《音乐研究》1987年第1期第107、109页

兰州《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第99-101页

署名：牛龙菲

跋

此文发表14年之后，2001年3月27日《兰州晚报》C14、-15版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尹德生、周国光”的文章《饮誉全国的音乐文物》。其中第一节《天下第一鼓》有相关于此一类陶鼓的如下文字：

  经分析详察，我们认为这些形制独特的器物，可能就是古文献中记载的“以瓦为框”的土鼓，按现代考古学定名法，称其为陶鼓似更为恰当。

  需要指出的是，该器在形制方面有二处很不引人注目，但却恰恰是我们认识和确定此器为陶鼓的关键所在。

一是器物大头喇叭口的外沿一周，均布有数目不等的鹰爪状泥突，无一例外。

二是部分器物的另一端，即小头盘口部分的内沿多施有彩陶纹饰，而有爪状泥突的另一端，即喇叭口的内沿却未发现有任何彩绘痕迹。由此可见，这一器物的设计制作乃至施彩部位的确定，正是按照单面陶鼓的形制特点和要求来进行的。至于分布于器物大头外沿的那些既不好制作，又不好把玩的爪状泥突，则具有穿挂皮革固定鼓面的特殊功用。这是这一器物区别于其它器物的最大特色之一，也是我们揭开史前陶鼓之谜的关键所在。

与尹德生等文章作者所说不同，此一类土鼓形制之“二处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早已为笔者关注。尹德生等文章作者所说之“揭开史前陶鼓之谜的关键所在”云云，也早已由笔者揭示无遗。

故，特跋之如上。

2001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