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文化是一个烈火浓烟的战场, 国内政治风起云涌,中西文化交锋达到历史空前的激烈程度,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加给我们的, 还是我们主动学习的,外来强势文与我国传统文化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形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文化交融战”。之所以21世纪的今天又提“五四”,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今天，在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形态上我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五四”的恩惠，相当一部分文化思潮，若要寻其渊源要推溯到“五四”，在“五四”时期国内外各个流派的学者已经展开了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西方文化交融，传统文化怎样应对外来文化的讨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理论建设是很值得借鉴的。

音乐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化通过音乐得以被人们认识，由隐性趋于显形，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文化决定音乐，音乐又会反过来作用于音乐。一种文化必然催生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音乐，而当音乐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也必然会影响，作用于文化整体，音乐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彼此交融，不可分割。同时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亦必然使音乐与之产生与之相同趋势的变化。整理了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花力气去解读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说，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行为。它包含着物的部分，心的部分和心物结合的部分。” 1音乐便是这广义文化中的心的部分和心物结合的部分,音乐既是一种精神的产物，它又必须借助于外在器物得以表现，总的来说，要认识一个时期的音乐，先要从这个时期的文化入手，抛弃了文化的共性，便难得窥见音乐的庐山真面目。要解读“五四”音乐文化也是要以这样的方法论来指导的。

我们先来阐释“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五四”是中国20世纪初爆发的一场反帝反建运动，以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为主要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它在政治上使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而在文化上的影响则更为巨大。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运动”这个名词，波吉奥利这样给运动下定义：一个运动的形式主要是去获得一种正面的结果，一个具体的目的，最终自然是某种确定的运动的胜利，或者，在一种更高，更宽广的层面上，在各种文化领域中使前卫精神确立，它为打破旧的习俗而牺牲自己，推动一种文化向前发展。”2我们的“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它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直接向旧习俗挑战，又以“科学”与“民主”为大旗试图确立一种新型文化。正是这场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前卫，先锋精神才能对后世文化构建起到启蒙的作用，不仅如此，“五四”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下，又使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必须同时肩负“救亡图存”和“文化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李泽厚也曾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来对“五四”进行阐释。正像我们前面提过的音乐与文化的辩证关系那样。“‘五四’的推动力是现代世界新的文化知识，而对于其产物的绘画，雕塑，音乐也受到这场文化激变的巨大影响。”3

    “五四”的前卫，先锋文化毫无保留的会体现在其所属载体的音乐文化上，对我国的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审美的构建上发生作用。“‘五四’时期是我国近代新音乐的初建时期，‘五四’时期新音乐文化的创建标志着我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转型期。”4而这种转型的主要原因则是来源于西方现代音乐文化的冲击而产生的种种变异。

     我们来讨论一下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五四运动”对音乐的启蒙作用主要表现在的几个方面。

     一 奠定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体制的基石。“五四”前夕，梁启超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的旗手和宣传者，大力宣扬“乐歌”的好处，发起“学堂乐歌”的音乐教育新形式。但是音乐只是作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而专业的音乐教育并未分离出来。到了“五四”时，“蔡元培，萧友梅，赵元任和刘天华等人的音乐社会活动，音乐教育及音乐创作实践中，而音乐教育则是三者中的基础。”5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说 认为进行音乐等类的时间和教育是实现这个主张行之有效的手段。蔡元培在西方哲学的涌入下，主要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康德认为破除“现象世界”和“物自体”之间障碍的唯一方法便是通过艺术体验的方式。“诗意的靠近事物，才能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本真。”“诗意”的方式便是艺术的方式。受此影响，蔡元培将音乐教育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来。他在1919年1月“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同乐会的演说词里，讲到：“音乐为美术之一种，与文化演进有密切的关系......西洋音乐家，则往往有根据学理自制新谱者，盖创造之才，非科学界所需要，美术界亦如是也，吾国今日尚无音乐学校，即吾国尚未能设正式之音乐科……所望在会诸君，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之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也。”文中既已认识到音乐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同时又对建设属于自己国家的专业音乐学校，造就音乐人才寄予了殷切希望并在方法上要虚心向西方学习。

蔡元培以这样的理论为指导，并与萧友梅等热心实践，由最初的“北京大学音乐团”到“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直到“国立音专”的成立，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终于摆脱“三教九流”的鄙端，走上正轨的，专业的，现代性的音乐教育体制道路上来。尽管受难重重，还是不屈不挠的走向了光明。任何事物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都会是不成熟，稚嫩的。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初期难免会存在不完善，单薄的缺陷，但事物又是一个曲折向上，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正是由“五四”时一群负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们的投石引玉才有了我们今天音乐教育是事业的累累硕果。

二 音乐创作性增强和音乐创作内容的改变。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是最广义上的一长文化冲突。”并且指出“中国近代文化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失败，是从器物上确认不如西方，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二.从甲午战争失败至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怀疑一切成法，从制度上，勇于革命勇于建立的时期。三.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根本上认真进行反思的时期。“6可见文化结构上的逻辑展开确是在“五四”前后的。学习西洋文化成为“救国兴邦”的灵丹妙药。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和其与曾志，沈心工，李叔同在学堂乐歌时期对音乐进行的改良，以外来的曲调，依曲填词的做法虽然给我国音乐带来了新的气象。但到破除革新的“五四”时，便不能适应当下文化的潮流，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大胆革新的勇气，一种与“科学”“民主”相结合，要坚定不移“打倒孔家店”的，于传统相决裂的尼采样的酒神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文化运动中大放异彩，孕育了中国新型文化强盛的生命力。

文化的剧烈震荡很快波及至音乐。“梁启超在号召‘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发起戏曲改良运动并撰写针砭时事的《劫灰梦》《新罗马》和《情侠纪》等新传奇剧本宣传民族民主思想。……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春柳社。当时日本新派戏剧引进欧洲近代写实话剧，对日本传统的歌舞伎艺术革新成功，给春柳社以直接启迪，春柳社的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改良之先导。’他们随后推出《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受春柳社影响，1907年王钟声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按照‘改良京戏的办法’演出《黑奴吁天录》。次年改编并演出《迦茵小传》。完全扫除京剧的痕迹，成为国内文明新戏正式定性的标志。”7

发展到“五四”，“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破除封建专制，张扬个性解放，争取自由独立，提倡民主科学成为那些知识分子革命先急不可待要做的事。适时，具有个性解放，自由主义反映社会问题的剧作家易卜生进入他们的视野并成为关注的焦点，其影响波及思想，小说，戏剧，音乐等领域。文学界，1919年胡适模仿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创作戏剧《终身大事》，鲁迅的的小说《伤逝》（后被改编成歌剧）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欧阳予春的《泼妇》也包括田汉在内的剧作家不自觉地受到易卜生的影响，开始对家庭，社会，妇女解放等问题进行思索。尤其注意到妇女卑微的社会地位，鼓励她们起来抗争，追求自由解放，发展自己独立的思想。音乐与文艺并行，如果说文学是形成于文字的思想，那么音乐则是凝于声音的觉悟。“革命党人秋瑾作词的《勉女权》，沈心工作词，萧友梅作曲的《女子体操》，冰兰作词的《无足乐》，华航琛作词的《女革命军》，叶中冷编的《妇女从军》等，宣扬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号召妇女们粉碎封建压迫精神，投身革命。”8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赵元任于1927年创作艺术合唱曲《海韵》。原是收集于徐志摩的《翡冷翠一夜》第二集的诗作。徐志摩受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的影响，以悲壮，充满激情的语言，歌颂一位勇敢的，具有伟大反抗精神的少女为追求自由而被大海吞没的美好形象。聪慧的“赵元任将这首诗作处理成女高音独唱加四部合唱的艺术形式，他通过独唱，合唱和钢琴伴奏来表现诗人，女郎和大海三个形象。从抒情性的女声代表女郎，用宣叙性的合唱表现诗人，把钢琴的伴奏作为波涛汹涌的大海的化身，这三个各异的音乐形象都以各不相同的音乐主题作为发展的基础，在全曲中随着音乐的展开，这些主题分别呈现出各异的特质，是音乐的戏剧性，更加突出，赵元任的音乐形象生动，准确，深刻地诠释了徐志摩诗作的文学意境。”9文学与音乐完美结合，一个独立，自由，勇敢，美好的新时期女子形象被有血有肉的刻画出来。

与妇女问题并存的另一个社会问题――儿童。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位先锋作家在他的文章结尾处发出这样的呼号――“救救孩子!”。他就是鲁迅，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后期有着领袖的作用，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成长，对我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1918年4月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中。写出这样的话：“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救救孩子！”。对年轻一代发出迫切的“救号”。在封建社会精神压迫下，孩子们从小就被驯服，人格被异化，丧失独立的人格，而年轻一代的前途直接关系到国家将来的命运。来看我们的音乐人士怎样做的。“黎锦晖是一位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他为了改革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和推广国语，一生热心于儿童歌舞事业。”“二十年他一共创作了二十四部儿童歌舞表演曲和二十部儿童歌舞剧，同时还有一些歌曲和器乐曲。他的儿童歌曲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的脚本大多是由他自己写作。”10然他在30年代时写作了一些与时代大潮相悖的作品。但是他的儿童音乐作品中充满了对儿童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作品对儿童进行人格，性格上的教育，重视音乐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就巨大作用，对儿童音乐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我们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文学家，音乐家肩负社会得责任，以宽大的视野，将人道主义注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也注入音乐之中，为音乐创作内容的广度及深度开辟了新的空间。

三 对于东西方文化和音乐美学的理论建设。

关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讨论主要分为三个派别：

1.                  以匪石为代表的“以西为师”和要求“全盘西化”的观点。他认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礼乐”到“雅乐”无不以宣传封建压迫思想为内容，是麻痹人们思想，束缚人们反抗行为的东西。将批判矛头直指“以我国传统的儒学‘礼乐观’的音乐文化和音乐思想。”匪石像鲁迅对待传统文学一样对待传统音乐，锋芒尖锐，毫不留情。引起社会对传统音乐的批判的层层浪潮。也正迎合和“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同时，梁启超也在《中国诗乐之变迁和戏曲的发展关系》中，对“礼乐”“朝乐”“雅乐”“俗乐”进行了犀利的批判。

2.                  以萧友梅，刘天华为代表的“会通中西”和“改进国乐”的思想。萧友梅认为“音乐之内容，即思想情绪与曲意最为重要，而音乐的形式和音乐的演出次之。音乐之生命及寄托于其内容之上。”“能表现现代中国人应有的时代精神，思想与情感者，便是中国国乐。”11陈仲子1921年在北大的《音乐杂志》上也指出要会通西方音乐理论，作曲技法来创作我国国乐。另外刘天华为改进国乐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中，他说：“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华，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中打出一条新路。”

3.                  还有一部分有着“保存国乐”的观点，1920年国乐家郑觐文建立大同乐会，以“复兴雅乐，保存国乐”为宗旨，认为中西音乐一为自然，一为人为；一为精神，一为物质；一为艺术，一为科学。此东西文明之根本差异，二者并不得统一，不可兼得。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出，在不同文化的激荡下，不同人的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从“五四”时期，国人已有了各自认同的方式对外来文化做出回应。对我们日渐趋近的政治经济国际化直接导致的文化国际化是有所启迪的，我们是要以一种原生的本土音乐，还是要一种国际化的音乐语言，再或者要一种带本土特色的国际化音乐。在一种开放型的社会环境下，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包容各种不同的观念，文化才是从狭隘的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的开放性。事实上正是有了国人对待音乐文化的不同态度的存在，才有了多种音乐文化现象的存在。偏重西乐的，便可大搞西乐，创作具有国际化的音乐语言。偏重中乐的，便可着力发展传统民族音乐，尽力挖掘民族音乐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而要“中西合璧”的则又可汲取两方面的精华，创作具有国际化音乐语言的民族音乐。无所谓崇洋媚外，固步自封，在短时间内也无孰优孰劣，若要真分个高低也只能靠时间或者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来检验。用一种音乐进化论来看，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为音乐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总的说也只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若要争高低也是毫无意义。在这里想给大家举个音乐之外的例子：“1987年12月1日，黄永碌（前卫行为艺术家）创作了一件极具挑衅的作品，他把王伯敏撰写的《中国绘画简史》（被视为最具权威的作品）和赫伯特.里德撰写的《现代绘画简史》（第一本被翻译到中国的现代艺术专著，80年代中期，曾被视为关于西方现代艺术史的权威读本）疫区放到洗衣机里搅拌。关于这件作品，黄永碌做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解释：‘在中国，一提到中西两种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经常会讨论哪一个对，哪一个错，或者如何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在我看来，把两本书放在洗衣机里洗两分钟，意味着比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更有效，比无休止的争论更恰当。”12

我们再简单谈一下关于音乐美学方面的理论。早在“五四”前，王国维便在西方哲学（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熏陶下第一个冲破文化心理定势，为古典美学注入了新的美学观，用以评价中国文艺现象，对丰富中国文艺批评，提高人们理论修养和艺术鉴赏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现代美学的发展做了铺垫，他又以文艺的进化观来对文艺自身发展进行阐释，并在《宋元戏曲考》中反映出了他的以自然，真为艺术之美和艺术不需要任何功利的反攻利美学观。后在“五四”时蔡元培受康德哲学影响，认为“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于现实世界与实体之间。”13而这介于“现实”与“实体”之间的便是艺术本身。并提出“美育救国论”的现代美育理论。广泛涉及到中西文化思想的各个学术领域，成为“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文学界，文学革命取得胜利，周作人，茅盾提出“人的文学”，“文学为了人生”的人道主义文学。到“五四”后期，受西方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影响，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受一种颓废情绪的影响，鼓吹“为了艺术而艺术”。要求自我发展，不受拘束的表达感情，以及组织的自由。“狂飙运动”成为年轻人的口号和时代精神。文学音乐是双生花，文学革命的思潮为音乐理论的创建起到了最直接的导向和启蒙作用。

“五四”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信仰。是“五四”推开了通向音乐文化现代性的大门。是一群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音乐人热情的迸发，为我国传统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唤醒了它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在21世纪的物质丰沛的今天，更应该汲取“五四”的拼搏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牺牲精神，催生音乐文化事业的再次复兴，不至于在不利的社会各方面影响下而凋敝，而沉闷，使音乐文化事业得以普及并在各种文化泛滥的今天再次与时代大潮相碰撞而迸发耀眼的花火。

参考资料：

1.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近世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2.      波吉奥利《前卫理论》

3.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江苏人民出版社

4.      余甲方《中国近代音乐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230页

5.      苗建华 鸿昀《中国音乐初步》 广东人民出版社 第272页

6.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7.      方汉文《东西方文学比较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707页

8.      同4第226页

9.      同5第290页

10.  同上第292页

11.  萧友梅《复兴国乐之我见》

12.  高名璐《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15页

13.  同上7 第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