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公元4世纪初永嘉之乱以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的北方，又经历了一次比汉末更大的动乱。其后约三百年的分裂和战乱，更给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各民族的文化却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交流，可算是稍有弥补。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如上所述，精致却硕大易毁、带有农耕社会特色的瑟失传了，但不少具有游牧民族特色、便捷而能在马背上演奏的乐器却也传了进来，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曲项琵琶和筚篥，还有打击乐器拍板、锣、钹。就音乐而言，东方的高丽，西方的龟兹、疏勒、安国，还有南方的印度音乐经过西方，均得以在中国北方首先流行。吕光占据凉州（今甘肃张），将龟兹乐和今陕西、甘肃的音乐结合起来，称为“秦汉伎”，北魏时称“西凉乐”，后来索性称为“国伎”，已完全视为本土的音乐。外族音乐大量传入中土，终于形成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把音乐分为九部、十部的隋、唐时的盛况。

　　值得专门提出的是乐谱的产生。就现有材料我们可知，中国的乐谱产生得很早。约在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礼记》中就记有名叫“投壶”和“燕射”的仪式上敲击大、小鼓的符号，它以方、圆图形（也就是古代“方”、“圆”二字）分别表示击大、小鼓，敲一下记一个字。所记为鲁、薛二地不同的击法，应是春秋战国时相传下来的。鼓是最古老的乐器，记录鼓点也较易，鼓谱的产生极早是可信的。记录歌曲的乐谱也产生得很早，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图书目录中即记载有歌曲谱，例如目录中有一本书叫《河南周歌诗七篇》，“歌诗”就是“歌词”；与之对应的另一本书叫《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歌声曲折”的词义就是“歌曲曲调”，这本记“歌曲曲调”的书，自然是歌曲谱了。但它究竟用什么方式记谱的？因为书早遗失，已无从知道。保存至今最早的旋律谱则是琴谱，它以文字记录演奏时左、右两手指法的方式，从侧面反映曲调。此谱虽为唐人抄写，原谱却是南朝梁代（公元6世纪）的。乐曲名为《碣石调·幽兰》。最初是民歌，叫《陇西行》；后来用它唱曹操的诗《碣石篇》，就改叫《碣石调》；再后又用《幽兰》诗来填配它，便称为《碣石调·幽兰》了。其结构分为四“拍”，也与《碣石调》原有四“解‘相同。乐曲表现了古代文人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

　　各族音乐经过几百年的大交流，随着隋、唐（公元581年－－907年）社会的相对安定，进入了融合、消化、吸收的历史阶段。隋、唐都把影响较大的外族音乐专门分部，隋分立七部乐，后增为九部乐；唐先立九部乐，后立十部乐。其实九部乐较七部乐多立的疏勒、康国两部，十部乐较九部乐多立的高昌一部，都和其它”部“的乐一样，也是早在”立“前一百年就流行于中国的音乐；十部乐不是”立“的时候才出现。十部乐中，”清乐“即”清商乐“是从汉魏延续下来的前代音乐遗存；”燕乐“用于宴会的开始，带有祝颂性质；” 后“（”礼毕“）是结束时用的歌舞戏；其余各部，除”西凉乐“、”高丽乐“尚保留部分汉族传统的如笙、箫、筝等乐器之外，均以筚篥、横笛、（曲项）琵琶、五弦琵琶为主要旋律乐器，外加各种花色繁多的鼓（有些还加铜钹）。这些外族音乐的代表性乐器，后来仅五弦琵琶因为与（曲项）琵琶相差不远最终不存，其余的都随着十部乐的流行乃至分化、融合而成为新历史时期的重要乐器。例如琵琶已进入唐代最重要乐器之列，出现过许多有名的演奏家。那时的琵琶尚只有四”相“，并用拨演奏。中国的弹奏乐器
　　，如瑟、琴、筝都是用手指拨弦，而西域传入的汉琵琶（阮咸）和曲项琵琶、五弦琵琶是用拨演奏的；瑟、琴、筝等乐器，琴不设柱（马子），瑟和筝则一弦即设一柱，而汉琵琶、卧箜篌、（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则是通品乐器，所有的弦合用一个品。这些是当时两种文化传统的明显区别。
　　十部伎是广泛意义上的”燕乐“，也即宴乐，但”燕乐“的范围比十部伎还要大些；有些音乐虽属燕乐却并没有能纳入”十部“以内，如南诏乐等。燕乐所用的调，接受了外族音乐的用调习惯和理论，远非汉魏以来的”清商三调“或”笛上三调“所能笼括，史书载有二十八调名称，但是对其性质却语焉不详，使千年来不少学者花费许多心血，想一探其究竟，至今众说纷纭，其实际情形仍不清楚。
　　十部乐中较重要的有清乐、西凉乐、龟兹乐。清乐本是华夏旧声，西凉乐杂有龟兹乐，所以外来音乐中又以龟兹乐的地位和影响更为重要。隋以后，往往习惯在一曲之尾用一段”解（解曲）“结束全曲，”解（解曲）“又往往要求快速热闹，以形成乐曲的高潮。这样的结构形式，为以前所无，（以前的音乐，结尾部分往往是徐缓的，例如议魏大曲的”趋“。）即是吸收了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的”解曲“的结果（龟兹、勒、安国互相邻接，地理区域相同）。燕乐中结构比较长大、复杂的”大曲“，结束部分（”破“）也与”解曲“的性质相同。这种以快速节奏结束全曲的艺术手法，对其后器乐曲式的影响极为深远。

　　唐代发展形成的”大曲“，集器乐、歌、舞于一体，是一种较高的艺术形式。其形成显然也与音乐交流分不开，并非汉魏大曲自然发展的结果。唐大曲的结构比较庞大，有二十几段，三十几段甚至五十几段的。典型的大曲分为三大部分，每部分包括若干段。”散序“是第一部分，采用节奏自由的散板。”序“就是次序，这一部分序列是散板，故称”散序“。”散序“是纯器乐表演，有独奏、轮奏或合奏；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叫”中序“（表示它是中间部分）；因为节奏固定，已能上”拍“，故又叫”拍序“；又因为它以歌唱为主（有时有舞），故又称为”歌头“。”中序“多数是慢板。最后部分称”破“，以舞蹈为主（有时有歌唱），又称”舞遍“，节奏逐渐加快，以至极快，结束。因为大曲结构庞大，演出一遍时间就很长，大诗人形容着名大曲《霓裳羽衣曲》时间之长说，（船）”出郭已行十五里，唯消一曲慢《霓裳》。“大约要合现在一个多小时！唐大曲现知有四五十部之多，除《霓裳羽衣》外，着名的还有《凉州》、《伊州》、《秦王破阵乐》等。
　　据文献记载，隋唐时流行的音乐，有着三种不同的七声音阶形式；从其记述可知，一种是正统的升四级七声音阶，一种是自然七声音阶，还有一种是降七级七声音阶。至今中国音乐仍存在这三种七声音阶。
　　这一时期的器乐曲，几乎都来自大曲。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卷子中有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 年）所写的唐代乐谱。说明唐时已出现用”工尺“字样记写乐谱的早期工尺谱了。它的来源，有人猜想与笙之类的簧管乐器有关，工尺谱所采用的”合“、一（乙）”、“四”、“五”、“六”等字恐是从管序来的。敦煌发现的唐乐谱，中外都有专家为之解读，至今于节拍上纠葛尚多。中国的乐谱，不问何种谱，于节奏的标记始终不能满意。清乐及其前的音乐，支配音乐节奏的是鼓，隋唐以后，变为拍板（所以后世用“拍”或“板”称音乐节奏）。拍板也是隋唐前传入的。唐人着作中说唐玄宗让音乐家黄幡绰写拍板谱，黄就在纸上画个耳朵送上去，并解释说只要耳朵感觉正确，就不会失去节奏（敲错拍）。所以敦煌乐谱的节奏极难处理，主要是那时记谱法不精密造成的，今天我们只能从其乐谱中窥知当时音乐的大概而已。

　　隋唐时期新兴起的民歌称“曲子”，其中包括汉族和其它民族的民歌，后来乐工也模仿创作曲子。仅仅敦煌发现的曲子歌词就有五百多首，涉及的调名有七八十种。曲子词的句式大多不局限于五、七言，而是“杂言”，即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些词，例如《竹技词》，虽然也是七言，但每句中间和末尾加上衬词，衬词部分由众人和唱，成为一人唱众人和的形式，就比一般的七言四句活泼多了。用五更、十二时排比演唱各种内容的特有民歌格式，已在曲子中出现，这种能包容各种内容，又便于记忆，便于流传的特别格式，后来流布很广，而且一直延续到现代。曲子虽有创作的成份，但多数是为较为固定的曲子填写歌词的。为乐曲填写歌词恐怕历史比较久远，到汉乐府以后，这方法已经常被采用了，只是一直带有随机性，并不能成其为一个专门门类。隋唐以后，情形有了变化，政治经济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使音乐开始从王公贵族的豪门深院走向庶民社会，一般民众取得了较多的享有音乐的权利，而为曲子填词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求的很好选择。曲子产生自民间，便学便记，亲切熟悉；填词又能使它注入新鲜内容而大大增强了可塑性、灵活性。所以利用曲子填词不久就形成了社会风气，敦煌曲子词的作者面较广已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新的曲子还在继续产生，另一方面旧的曲子经过社会筛选，基本固定下来，这些较为固定的曲子，包括前代流传下来并经过筛选的乐曲，例如大曲的某些段落，便是曲牌（文学家称之为词牌或词调）。曲牌的诞生，宣布了一个新的音乐体系行将诞生。曲牌产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仅仅将曲牌作为音乐素材，更重要的是，它将形成一种新的音乐发展手法，新的音乐结构、组合体系，而这一体系，将从那时起一直贯穿至今，从而影响其后历史上市民音乐的整个进程。